中国的1984，究竟发生了什么（下）

第三支力量则来自体制外。Www.Pinwenba.Com 吧

1984年1月24日在深圳视察时，小平同志突然问：“我能不能找一个地方，去看看深圳的全貌是怎么样的？”当时他们一行人来到深圳国贸大厦的楼顶，民众风闻“好像邓小平同志来了”，于是很多人就聚集在楼下围观。后来，其中一个人在他的自传中回忆，当他看见邓小平出现在国贸大厦楼顶那一刻，心中已预感到“将有大事要发生”。而这个人，就在这一年下海创办了当今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他就是王石。这就是王石的1984年，也是万科的1984年。

就在王石于1984年开始创建万科的同一时间点，青岛某一家家电公司的副经理被下派到青岛家电公司系统下亏损最严重的洗衣厂“锻炼”。这个人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么写的：“上班八点钟来，九点钟走人，十点钟时，随便往大院里扔一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这家毫无人气的工厂就是日后全球白电的第一品牌——海尔集团，而这个处于人生低谷中的副经理，就是如今海尔的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当时的张瑞敏面对如此窘迫的境况却并未放弃，下定决心整顿工厂，并提出了十几条工厂的管理制度。这就是张瑞敏的1984年，也是海尔的1984年。

中国科学院有一个计算机研究所，是中国计算机研究领域最权威的机构。该机构长期以来的经费由军委提供，相应地，其职能主要集中在制造导弹、卫星等军用设备。但是在1984年，由于军委缺乏资金，无法再拨款给计算机研究所，于是研究所只能号召技术员离职经商。在会议上第一个摸着鼻子起身走出去的人，就在中科院西门十几平米的传达室，用研究所给他的20万元“开办费”开始创办企业。这个人就是当今全球最大的PC电脑制造商联想集团的主席——柳传志。这就是柳传志的1984年，也是联想的1984年。

实际上，中国的1984年，不仅仅只有王石、柳传志、张瑞敏，健力宝集团的李经纬、三九集团的赵新先、科龙集团的潘宁、正泰集团的南存辉，都是在这一年创办了这批集团公司，而南德集团的前董事长牟其中、巨人网络的前任CEO史玉柱以及他们的集团，都与1984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泰德罗曾经有一句话说，“成功属于这样的人们：他们抓住了被别人看作是障碍的机遇”。王石、柳传志、张瑞敏这批原本非常普通，甚至是面临着人生低谷的人，正是在1984年抓住了那些被别人看作是障碍的机遇。当然，在残酷的竞争中，成千上万的“下海者”中有99%的人都被淘汰了，而留存下来的“幸存者”，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抓住了商品经济的第一根稻草，于逆境中牢牢掌控住自己的命运，成为了这场大改革中的笑傲群雄者。

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必然具备一些“超人”的特质。以家喻户晓的“张瑞敏砸冰箱”为例。在1984年，中国还处于经济短缺的状态，它暗示着“供不应求”的市场需求，货物只要被生产出来，就能够成功售出。当时在中国家电商场里，专门有一个“次品柜台”出售劣质产品。然而，张瑞敏却在他的工厂里将次品的冰箱聚集在一起，并在所有生产车间的主任面前，拿着榔头把冰箱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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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张瑞敏砸冰箱

这个事例充分说明中国的企业家的质量意识在那时开始萌芽，他们明白必须保证所有离开工厂的商品的质量都达到合格是一项原则，而这正是典型的商品经济的理念。这就是张瑞敏能成为中国企业史上最具纪念性意义的优秀企业家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在《激荡三十年》中，以“中国企业元年”这一标题定义1984年的理由。

这些来自于体制外的民营企业的出现，就是第三支改革的重要力量。

第四支力量就是外企势力。

1979年邓小平去日本考察，是由松下幸之助陪同邓小平参观松下的生产线。当时，邓小平讲了一句话：“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现代化了”，并邀请松下到中国去。1984年初，邓小平对深圳特区开放的经验作出高度评价，而深圳特区开放经验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大量外资的流入。同年，松下幸之助来中国访问，随后就在上海投资建设灯泡厂、洗衣机厂。

80年代中期正是“日本人的世纪”的巅峰，日本经济在整个80年代大规模崛起，制造业也达到最辉煌的阶段。甚至连当时的美国人，哈佛大学的教授傅高义都曾写过一本书叫《日本第一》。然而第二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导致能源价格上涨，制造业各种各样的成本上升，最终使得欧美、日本等地发达国家就必须以产业大转移的战略来缓解经济危机。此时，拥有广袤的土地、廉价的劳动力、优惠的国家税收、庞大的内需市场，又正好在实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就成为了以松下为代表的日本企业的重点转移目标。这批外资企业像潮水一样地涌入中国，“帮助”中国建设经济，而中国政府又给予他们以“超国民待遇”（直到2006年前后才取消），即各种各样针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以税收优惠为例：一家公司只要挂牌“XX中外合资企业”，就可以享受“两免三减半”的所得税优惠待遇，并且只要在第五年将牌子更名前缀，就又可以享受五年优惠政策。

综上所述，一方面发达国家亟需进行产业结构转移，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打开了国门，结果是中国成为了80年代全球性制造业结构转移的最大获益者之一。当时日本和美国引入中国的洗衣机生产线约105条，冰箱生产线200条，还有许多空调、运动鞋、服装等大量二手生产线大规模地转移到中国。

不过，虽然当时中国方面给外资企业以“超国民待遇”，同时也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战略。第一个是进口替代战略，目标在通过进口生产线替换原有的、陈旧的产业。第二个是市场换技术战略，即要求外资以技术交换中国市场。这两大战略是中国80年代中期重要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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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上海大众奠基仪式

图4是1984年德国大众轿车在上海安亭奠基的一张照片，这是中国第一次引进整机车间。中国政府引进大众轿车时，承诺可以在未来将整个中国区轿车市场让给大众，但是前提必须满足十年之内大众汽车的国产化率达到90%。就在这个奠基仪式后，大众轿车就生产了一种德国的中国车——桑塔纳。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桑塔纳的国产化率就是中方考察外资企业是否将技术交给中国的一个关键性指标。

因此，1984年也是以松下、丰田、大众为代表的外资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并成为一个中国经济改革新力量的时间点。

第五支改革力量是全中国人民。

“经商”对于中国人而言，一直是一个较耻辱的的概念。中国最早赚钱的人被冠以“暴发户”这样一个贬义的称谓，正因为在人们心中，这一群人是属于体制外的人，是“个体户”，也就是单独的个体，而体制内的人则属于群体，是国家的主人。

然而在80年代中前期，人们对财富的态度，却逐渐由蔑视转变为羡慕，直到1984年的左右，社会已经形成普遍认同财富的价值观。道理很简单，只有变成“万元户”，才能买得起手表、轿车，才能过上好日子，这对于人民百姓而言是最实在的。所以中国改革史上的第一次全民经商的热潮，就发生在1984年。当时有许多“名言”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其中有一句：“大脑的不如剃头的”，指的就是那些改造人类头脑的“灵魂工程师”——教师、科学家等人，还不如一个剃头师傅赚的钱多，日子过得滋润。当时人们对于物质的渴望可见一斑。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词语“下海”，就出现在1984年。这个词语将人们突破传统去个体经商的现象生动地比喻成由原本生活的陆地——一种非常确定的生活——跳进海里，还不带救生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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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984年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名言”

《中国青年报》在1984年做了一个调查，统计当时全中国人民最羡慕的职业。调查显示，当年最受欢迎的三大职业分别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和厨师，而最不受欢迎的职业依次是科学家、医生和教师。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最令人羡慕的三个职业都是体制外的，也就是不受国家政策照顾的职业，而最不受欢迎的三个职业却恰恰是体制内的传统职业。正是因为在1984年的中国，这个被彻底打乱了秩序的“混乱”世界里，体制外的职业反而能够比体制内的职业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因而从业者的生活质量也相应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差距。

这就是中国的1984年，令所有人念念不忘的1984年。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许多翻天覆地的变化。摩天大楼越来越高，装备技术越来越先进，思想观念也与之前截然不同了。但是，2014年的中国和1984年的中国，却有一个非常相似之处，那就是如今的我们同样也处于一个改革的转折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经历了30年的变化后，在经济领域面临着新的困境，比如产业刚性化，贫富差距变大，产业结构的调整艰难。再比如民营企业在过去几年中受到压抑，资本市场 、人民币改革甚至各个产业的经济改革都遭遇极大的阻力。我们的改革之路会通向何处，成为当今全中国人都高度关注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怀念1984？因为此时此刻，我们所需要的正是1984所代表的精神力量，我们希望可以从中国的1984年继承到一样东西，那就是勇气。

首先，我们需要无惧无畏追求物质文明的勇气。我们期待自身可以在物质方面变得更加强大，更加丰富，最重要的是更加健康。其次，我们需要积极拥抱变革的勇气。最后，我们需要拥有牢牢掌握住自己命运的勇气。

1984年改革的五支重要力量，从邓小平到体制内的五十五个厂长，到体制外王石、张瑞敏、柳传志等民营企业家，再到那些涌入中国的外企领导人，最后包括全民经商这股涌入海洋的洪流中的个体户，他们所拥有的勇气，正是最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

克罗齐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今天，我们怀念1984，其实怀念的是30年前的自己。我们期待从30年前寻回并重拾勇气，继续中国现在和未来的改革。

此时此刻，我们不妨问问自己，2014年的我们，是否比1984年更有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