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太原指挥使被同乡揭露真实身份
嘉靖皇帝刚继位不久，宫中太监崔文突然在他面前跪下尖声奏道：“启禀皇上，西北有加急奏章呈上，说是西北今年大旱，很多地方粮食颗粒无收。Www.Pinwenba.Com 吧那里到处都是饥民，要饭的人像蝗虫一样遍地都是，西北的大臣们担心会出事，怕弄不好灾民会造反，请皇上定夺。”
嘉靖皇帝听后呆住了，心里像一团乱麻，一时间理不出头绪来，皱着眉说不出话来。也难怪，作为刚即位的皇上，除了儒家经典，年轻的嘉靖对于军事、社会治安、朝廷的礼仪、国家的政治制度、农耕生产，什么都不懂，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叫他立刻拿出个好主意来，真有点难为他。
崔文一见嘉靖皇帝表情发呆，就讨好献媚地说：“皇上，奴才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嘉靖皇帝正需要身边人的建议，就随口说道：“你讲吧。”
崔文试探地说：“皇上，这西北大旱，乃是玉皇大帝在惩罚人间呢。解决的办法只有在乾清宫等地设立道场，斋戒沐浴，向神仙祈福，这样天灾才会平息。”
“好吧，那你就找个道士来做道场吧。”嘉靖皇帝在湖广安陆州时，父亲兴献王也经常带他去道院祈祷，他从小就很相信道教，现在听了崔文的话，马上表示赞同。
“谢皇上。”崔文见自己的意见被皇上采纳了，心里非常得意。他离开皇宫后，很快就给嘉靖皇帝找了个道士，名叫邵元节。
邵元节只生得仙风道骨，嘉靖皇帝一看就很信任。邵元节说：“元朝末年，太祖皇帝起兵抗元，当时很多道徒都曾参与，这些道徒在军中传授武功，为我大明江山出了不少力。太祖皇帝听说武当山道士张三丰武功高超，曾下诏派遣三山道士去武当山向张三丰学习真功。永乐初年，太宗皇帝听说张三丰仍在武当山，派朝廷命官，带上皇上的亲笔诏书和钱物礼品，前往寻访，未见张三丰踪影。太宗皇帝随即下诏，在武当山重建道观。建成后，赐名‘太和太岳山’，并设立官方机构协助守护。自此，武当山道观才名扬四海。”
嘉靖皇帝说：“祖宗如此看中道教，可见道教非常重要。朕决定继承祖宗的遗愿，在宫中斋醮，仙道可愿做道场?”
邵元节听后，兴冲冲地说：“贫道遵旨。”
很快，邵元节就在乾清宫等地设立道场，昼夜斋醮。每次祈祷时，嘉靖皇帝都要向皇天上帝呈奉奏章祝词。这样，嘉靖每天和道士们在皇宫里祷祭，紫禁城成了一个最大的道院。
明朝的皇帝们就是这样的荒唐、荒淫、怠政，以致吏治**，土地兼并激烈，民众赋税和徭役的负担十分沉重，广大的贫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成化二十年(1480年)九月，山西巡抚叶淇在奏疏中说：“山西连年灾荒，平阳府(今临汾)逃亡5.87万余户。其中霍邑(今霍县)、猗氏(今临猗)两县，男女饥死6700余口，蒲(今属永济)，解(今属运城市)等州，临晋(今属临猗)等县，饿殍盈途，不可数计。父弃其子，夫卖其妻，甚有全家聚哭，投河而死，或者抛弃子女而逃者。”饥寒交迫的广大贫苦农民，为了活命，只好离乡背井，逃往异乡。但也有部分人为了死里求生，铤而走险，聚众起义，与统治者展开斗争。成化年间的财政本已非常困难，朱佑樘即位不久，又逐渐走上了其父走过的荒怠老路，因而弘治朝的国计民生问题也随之日趋严重。由于弘治皇帝朱佑樘的侈靡逸乐，怠于政事，同时也由于内外官员的**贪残，因而弘治时期的社会经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国家财政困难，库藏空虚；赋役繁重，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朱佑樘不愿放弃奢靡的生活享受，不愿疏远神仙佛老，权贵们也不愿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而要使金银珠玉堆积如山。既然如此，解决财政问题，就只好加紧搜刮了。于是，赋重役繁，民穷财尽……在接下来的正德朝，16年间就发生了30多次具有规模的人民起义，平均每年两次。起义遍及8个省区，即山东、北直隶、江西、广东、广西、湖广、四川和山西。
总之，成化、弘治、正德、嘉靖这几朝都是民生凋敝，到处都是饥饿的流民，大规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时发生。
山西代州崞县(今山西原平县)人李福达就出生生活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他的祖父叔伯们表面都以传播白莲教为业，实际是在联络民众团结起来反抗朝廷，他的家族在当地有一定的知名度，算是宗教世家。李福达从小饱受祖父熏陶，他承继了家族衣钵，学习了不少宗教理论和技能，也开始收纳教徒。
白莲教自元末明初开始活跃起来。元朝统一中国后，白莲教受到朝廷承认和奖掖，进入短暂的全盛时期。元末红巾起义领导人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邹普胜等都是白莲教徒，他们以明王（即阿弥陀佛）出世和弥勒下生的谶言鼓动群众，产生很大影响。明朝的赵全、徐鸿儒，也都是白莲教徒。白莲教的势力逐渐遍及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几乎影响近半个中国。大小教主经常以传教为名组织地下活动，鼓动百姓起义，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所以白莲教三字，在朝廷眼中，几乎便是反叛的同意词。后来朱元璋借助白莲教中明教的力量夺取政权之后，在《明律》中明确取缔“左道邪术”，白莲教从此势落。
“如今贪官污吏横行，只知鱼肉百姓，芸芸众生沦入万劫不复之地，幸而明王降世，欲济天下苍生，我们当杀死贪官，打开官仓，救济垂死的众生！”
“横竖都是个死，我们反了吧！”弘治二年(1489年)春，山西连年灾害，饥民蜂起，年轻的李福达和叔父李钺看到到饿殍千里，家中生计艰难，非常仇恨**的明朝朝廷，他们追随白莲教教主王良密谋反明。他们以传教为名，召集教徒500余人攻打崞县县衙抢粮，结果包括王良、李福达在内的120多人不幸被捕。按照明朝的法律，利用邪教聚众谋逆，首犯应当被绞死，从犯各杖一百，流放三千里，王良等54人被押解至京师处死，李福达、李钺等人则被押赴山丹卫(今甘肃山丹县)充军。
不久，李福达、李钺瞅住机会，逃回了老家，为了避免被人认出，李福达改名叫李午。但不幸的是，过了半年多，李福达、李钺又被人举报捉住，再次流放到更远的山海卫（今河北秦皇岛东北）。李福达、李钺不甘心服刑，再次成功逃脱。吸取上一次的教训，这次他们没敢逃回家乡，而是逃到了陕西洛川。
为了谋生，李福达和叔父李钺只得重操旧业。李福达自称弥勒佛转世，在洛川传教招徒。李福达自诩“有天分”，将掌管天下宗教，一时也笼络了不少百姓。当时，以农民、流民和小手工业者为基础的民间宗教，反映出激烈的社会抗争意识和人民对苦难的叹息、不满。从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到明清以来的农民战争，民间宗教始终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毫不畏惧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严厉查禁与血腥镇压，勇敢地担负着吸引、凝聚、指导下层民众向理想王国不断前进的职能，其对中国社会及意识形态的影响较之儒释道有过之而无不及。
李午和李钺宣扬的弥勒救世思想与弥勒教在当时影响非常大。弥勒救世思想信仰某个净土的存在，以“往生”净土——弥勒所在的兜率天——为修行宗旨。它分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弥勒由凡人修行成菩萨果，“上至兜率陀天”。二是弥勒菩萨从兜率天下生阎浮提世，于龙华树下得成佛果，三行法会，救度世人。弥勒救世思想在西晋末年传入中国，首先得到了社会上层的信奉，修造了大量的石雕弥勒佛像，与释迦、观世音的造像数目相伯仲。在被中国上层社会接受的同时，弥勒救世思想也逐渐世俗化、民间化，与中国道教教义发生融合，形成了三佛应劫救世的思想观念。所谓三佛应劫救世观念，简单地说，就是指燃灯佛、释迦佛、弥勒佛在不同的时期应世而出，救度尘世间遭受苦难的芸芸众生。其中弥勒佛在末劫之世“降临人间”，行龙华三会，改天换地，救度群氓，以回归彼岸为宗旨。而“劫”指的便是中国道教中的青阳劫、红阳劫和白阳劫三劫。无论是弥勒救世思想自身两个层次的内容，还是与中国道教教义融合后产生的三佛应劫救世思想，这两者对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来说都具有不可抵御的吸引力。普通百姓处于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他们渴望改变自己的穷苦命运，向往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这种迫切要求在现实生活中靠自己个人的力量很难实现，于是他们就寄希望于有一位像弥勒佛那样能救度他们山苦海的人物出现，即使生前不能达成愿望，也希望死后能升入极乐世界。在底层社会，弥勒救世思想启迪了群众追求美好世界的意识，看到弥勒救世思想能吸引众多的信徒，在当时的老百姓生活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正德七年(1512年)，李福达门下已经有弥勒教信徒数千人，他们聚众起义，杀伤贪官污吏，席卷鄜州、洛川等地，声势浩大，甚至曾一度攻下战略要地潼关。这一年，洛川黄章乡珊瑚村人邵进禄(民间称“邵蝎子”)，笃信李午传播的弥勒教，聚集教徒，成为首领。十月，邵进禄、李福达等举兵起义，攻破洛川城。知县田济携印逃匿，妻、子都被杀死。邵进禄挥师黄龙山，占据白水、澄城县，四处打击明军和贪官污吏，潼关卫指挥张潜、关健、百户王珍率军镇压，反被杀死。见洛川事业已定，李福达将其委托给邵进禄、李钺管理，自己则回到山西老家传教，发展势力。其后不久，后兵备使者张榆率部镇压，邵进禄、李钺及党羽何蛮汉等被捕杀，并供认李午是主谋。李福达在山西得知消息，藏匿于山西徐沟县，为了避免被官府查出身份，改姓更名为张寅。
李福达从洛川回山西时，带了不少金银珠宝，为了取得合法的身份，就向官吏行贿弄了个假户口。
凑巧，徐沟县里知名人士张钺的儿子张宾喜欢结交各方人士，李福达就向其送礼示好，张宾也不问底细，就将张寅归入自家户口，还将其编入张氏家谱。几年后，张钺、张宾先后病死，张寅就继承了张家的家产。
在当时，对于官府来说，由于不知道李福达的去向，也就捉拿不到李福达，众兵搜寻不见，也就罢了。
等到通缉自己的形势放松之后，李福达就挟带了财物赶到京师。为了长远的安全考虑，李福达决定交结权贵，为自己寻求护身符。他很清楚，如果能在上流社会找到一个靠山，就再也不怕被人追查。活动能力极强的张寅开始寻找自己的靠山。
很快，李福达找到了一个目标：权势熏天的皇亲国戚、武定侯郭勋！
郭勋（？－1542）是为明初开国勋臣武定侯郭英六世孙。郭氏家族，从郭英起，子孙三代与皇室联姻，本是权势显赫的勋臣国戚。郭勋于正德三年(1508年)承袭武定侯爵位，进封翊国公。郭勋历任提督三千营、两广总督、京师左军都督掌团营，主管四郊兴建之事，被授予太保兼太子太傅之衔，并经常代表嘉靖帝行祭祀天地、祖宗之事。至嘉靖十八年（1539年），郭勋编撰《英烈传》为其先祖郭英射死陈友谅之功造势，影响了嘉靖帝，争得了使郭英与徐达、常遇春等六王并列配享朱元璋太庙的殊荣，他自己也被“进翊国公加太师”。至郭勋进国公、加太师时，郭氏家族地位和权势达到了顶峰，成为权倾朝野，威福莫比的世家贵族。
一次，张寅扮成个算命先生，被郭勋的家人邀入府中为郭勋算命。张寅趁机表演了他的家传绝招“黄白术”，赢得了当时权势熏天的皇亲国戚、武定侯郭勋的垂青。李福达当场把把不值钱的铜、铁变成了金灿灿的金子和白花花的银子，这让郭勋和在场的家人大开眼界。其实，这种“黄白术”就是道家炼丹术的一种，只需在普通的铜、铁上洒上药物，用火锻烧即可，造出来的“黄金”、“白银”也只是中看不中用，而郭勋却把这种炼丹术当成了神通广大的烧炼术。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炼丹家们企图转变铜、铅、锡、汞为黄金、白银的尝试，当然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但他们最终制取到了一系列黄色和银白色的金属，他们称之为“药金”、“药银”(当然，药金、药银并非都是合金，有些则是一些化合物的粉末)。遗憾的是那些变炼方法历来属于绝密，仅师徒间以口诀相传，对外则称，那些没有神仙风骨的人都无缘得到这种传授的。李福达出身于宗教世家，他早已经掌握了黄白术。
当时，郭勋知道嘉靖好神仙，正在寻求长生不死之药，正想借方术之士媚上固宠，现在知道张寅精通炼丹术、烧炼术，喜不自胜。于是就引为座上宾，往来频繁，准备将张寅推荐给嘉靖皇帝邀宠。
张寅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郭勋，他就成了郭勋的岳父。在郭勋的帮助下，张寅的三个儿子大仁、大义、大礼都加入了京师的匠籍。
借着郭勋的声势，张寅还认识了不少宫中的太监，彼此以兄弟相称。赶到朝廷开例时，张寅通过宫中的太监缴纳栗粮，得到了一个“太原卫指挥使”的官职。
这样，经过几番努力，李福达从一个以传教为名的农民起义领导人打入到了上层社会。
嘉靖二年(1523年)，李福达的一个从小相熟的代州老乡薛良来到太原。薛良本是一个无赖流氓，他在家乡听说李福达犯罪脱逃，官府一直抓不着他，他如果不是躲避在远方，就一定是死到别处了。薛良这次是到太原探望一个亲戚，一次，偶然在街上闲走，看见一个武官，坐在马上，喝道而来，背后跟随四五个随从，那马上的武官衣冠体面，气概轩昂，好不威风。
薛良闪在道旁，让武官和随从们先过去，马到跟前时，他猛然一看，那不是自己从小相识的老乡李福达么？不由大吃一惊。又想李福达怎么会混到这种地步?
这时，他听到李福达与一人正在讲话，细听声音，果然是李福达。但他又不敢相信，心中暗想，这人可能与李福达或者面目相像，声音相仿。
“前面骑马的，是什么官员?”等到李福达一行人远去了，薛良走到一家铺面上，拱手问道。
“他是太原卫指挥张老爷，名唤一个寅字。”店家回道。
薛良心中暗想，或者是李福达畏罪改名张寅，在此做官的。如果真是这样，我明天去探望他，不怕他不好好相待，买我不开口，说不定还要发一笔大财哩。
打定主意后，次日起来，吃了早饭，薛良直奔李福达衙内，向门卫拱拱手道：“你老爷在家么?”
“在家。”门卫回道。
“烦你通报一声，说有故人要见。”薛良便道。
“你不必问，一会儿你主人见了我，你就知道了。”门卫问他姓名，薛良道。
门卫疑虑重重地进去禀过了李福达。
“请他进来！”李福达听说故人来访，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就连忙吩咐道。“故人别来无恙！”一见来人是薛良，李福达陡然变色，假作笑容，下阶拱手道。
“听说故人在这里做官，特来相访。”薛良也作揖回道。
于是，李福达就邀请薛良书房叙话。
“你以前不是犯了事么，如何又到太原做官，好不荣耀啊！”薛良见左右无人，就问道。
“以前的事你不要再提起，你因何晓得我在这里?”福达摇手道。
“昨天在路上看见你，因随从人多，不好相叫，今天特来问候。只是我流落此地，盘缠已经用尽，想请您资助资助，未知愿意不？”薛良问道。
“这没问题！只是您既然来了，也须担搁几日，待我端正盘费，送兄回府如何？”李福达见自己的底细薛良识破，心中别有打算。
薛良还认为是李福达的好意，连声称谢。随即李福达吩咐备下夜饭，两人相对而饮，非常要好。
吃过饭，李福达便吩咐家人道：“将我这位老乡的铺盖安置在书房。”两人又谈了一会儿，各自回房了。
李福达回房后暗自思忖道：“我的踪迹，并无人晓得。今日被这个无赖识破，倘若他将我的前事告诉别人知道，还还了得么！不如先下手为强，将他杀死，就绝了后患了。”暗暗打算一番，李福达便叫来两个心腹家人，悄悄嘱咐道：“今日来的这人，与我有宿世冤仇。我留他住在书房，原要害他性命。现在给你快刀一把，今夜三更时候结果了他，把尸首抛在荒野地面。做得干净，先赏你二十两银子，日后还有抬举你处。你们肯去不肯去?”
两人欣然应允道：“老爷请自管安睡。小的们别的做不来，只此些些小事，包管做得万妥万当便了。”
李福达大喜。两人欣然出去，准备半夜行事。
再说薛良，吃了夜饭，坐了半晌，关上书房门，正要上铺去睡，忽然一阵腹痛起来。便走出书房想找一僻静地大便。当天夜晚月色微明，他见一边有路可通，就穿过去。看看走到马坊所在，是一块空地，便想在地上解手。隐隐听见隔墙有一人说话：“住在书房这人，老爷为何要杀他?”
另一人道：“你不听见老爷说与他有仇么！”
薛良一听，惊得魂飞天外，连大便也不敢拉了。他心中暗想：“想不到这个贼寇，如此心狠。如果再迟延，性命恐怕也保不住了。还是赶紧逃命为上。”于是就轻轻走过马坊，见是一带泥墙，便从低处跳出。幸喜下面已是大路，拔步便跑。
薛良一口气不知跑了多远，正好碰到太原府知府赴宴回来，薛良跑得收脚不住，直冲了知府的道路，被差役拿住，喝问道：“你是何人？敢冲撞知府大人的轿子？”
薛良正寻思要揭发李福达，苦无门径。现在看见是太原府正堂的灯笼，连忙连声喊冤。
知府喝道：“你有何冤事，黑夜叫喊?”
薛良道：“小人是被难逃出来的，有天大的事首告。不敢当着众人明言，求太爷带小人到私衙密禀。”
知府就吩咐带薛良回衙。一进衙门，便把薛良唤进私宅，问他有什么事要告。
薛良禀道：“小的本是代州人，与妖贼李福达是同乡。以前听说他逃亡到了别处，昨天撞见太原卫指挥张寅，细细一认，却正是李福达。小的因去探望，李福达嘱咐小的不要说破，留小的过夜。小的道他好意，哪知竟要杀我灭口。小的偶尔腹痛，走到外边出恭。听见隔墙有谋害杀死我的议论，便越墙逃出。特来上告！”
知府道：“这指挥张寅，果是李福达改名的么?你不要撒谎！”
薛良道：“小的如果认得不真，怎敢谎告！”
知府一想：这李福达是个叛逆重犯，现在各处严缉，未见捉获，现在改名易姓，逃在此地为官，既然有人检举，一定不会是假的，看来必须速速将他抓获才好。于是，就带了知府，连夜去禀告专门管官员的都院。都院闻知，便传令中军，带领标兵，协同知府、知县捉拿李福达。
再说李福达的两个家人，三更左右进入书房，却找不见薛良。忙禀报李福达。李福达知道薛良逃走了，大惊失色，心上惴惴不安，不能安眠。忽然听到外边有人马嘶叫喧嚷的声音，又听到敲门的声音非常急切。便叫家人开门，只见都院的标兵和府县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一拥而入。
后面走进两位官员，一见李福达，喝声：“拿下！”
李福达辩解道：“我无罪！为什么捉拿我？”
知府道：“你是李福达！现有薛良检举，还有什么辨解的！”
李福达见事情败露，只好俯首就缚。
知府就将李福达在太原的家属都锁押起来，查盘资产，封锁门户。一面着地方看守，一面带了人犯，同众官回衙审究。
在审讯中，薛良与福达当面对质，薛良说得凿凿有据。薛良自称是李福达的老乡，他指控太原卫指挥使张寅就是正德七年在陕西洛川谋逆劫掠的头领李午，而李午就是在代州崞县传播邪教的李福达。他还找来了李福达的两个旧相识——李景全、韩良相做证人。李福达见难以掩饰，只得承认。
太原都院、知府、知县见李福达招服，也不动刑，将他监禁在狱中，禀复上司，请旨定夺。然后立即移文京师，捉拿李福达的三个儿子。
当时太原人都风传：“如今这世道，有了钱，强盗也做得官了！”
这时正在京师郭勋家中炼金银丹药的李福达的三个儿子大仁、大义、大礼听说父亲李福达被捕，忙聚到一起商议对策。想来想去，也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只好求郭勋出面说情。
三人一同求见郭勋，长跪不起，涕泪交流。
郭勋见三个兄弟跪在地上，当即答应帮助他们说情。
案子当时转到了山西按察使徐文华手里。徐文华详细盘问，还着令召来李福达的亲家杜文柱、同族李俊来辨认。两个证人均认定这个张寅就是李福达，李福达本人却又突然矢口否认，对指控他在陕西洛川谋逆等罪名一概不承认，坚持说自己就是山西徐沟县乡绅“张寅”，根本不知道什么邪教教主“李福达”。
徐文华毫不理会李福达的辩解，采信了证人所言，认定张寅就是李福达，就此定案，并将案件审理情况报告给了布政使李璋和巡按御史张英。
李璋、张英见此案证据确凿，审理程序严密，没有提出异议，打算按报结案。
正在此时，徐文华被提拔进了中央，做了大理寺右少卿。而顶替他的山西按察使李钰甫为显示新官上任之力度，决定联手山西巡抚毕昭重新审理此案。
就在这种情况下，郭勋寄书山西巡抚毕昭，教他超释李福达。毕昭是一个非常会奉承权势的人，见郭勋有书来托，反要将薛良问成诬告之罪。
在提审时，李福达仍一口咬定自己是被薛良等人诬告，还拿出徐沟县同戈镇的《张氏宗谱》作证，上面明明写着自己的名字。而且，当初薛良来举报李福达时，却称李福达身上文有龙虎形状。而现场经过认真查看，张寅身上并没有所谓的文身。
就这样经过查勘论证，最后认定张寅是被薛良诬告。应判决“张寅”无罪释放，薛良因诬告他人，流放边境。
只是，案子还没执行，毕昭就退休了。此案又悬而未决，搁置下来。
案子审审停停，拖了三年。嘉靖五年五月，新任山西巡按御史马禄上任。马禄立心正直，不要钱财，不肯阿附权贵。未到任时，他就听说巡抚毕昭对张寅案不肯执法，久久不能结案。马禄心疑，决定重新审理这个经年积案，定要将此案弄个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