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蒙 我心目中的丁玲

这是一个危险的题目，因为丁玲是国内外如此声名赫赫如此重要的一位当代作家，因为她的一生是如此政治化，她面对过和至今（死后）仍须面对的问题是如此尖锐，因为她与文坛的那么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纠缠在一起。Www.Pinwenba.Com 吧还因为，在某些人看来，王与丁是两股道上的车，反正怎么样写也不得好，弄不好又会踩响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地雷。再说，王与丁，分属于两代人，她开始文学生涯的时候鄙人尚未出世。我对她的了解极其有限，承蒙她老的好意，1985年6月签名赠送给我她的六卷本精装《丁玲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版），我只是最近才为写这篇文章而捧起阅读的。这样，我写起来确实难免挂一漏万，郢书燕说，捕风捉影，以讹传讹，强作解人……总之什么不是都会落到自己头上。

这个难题的挑战性恰恰吸引了我。纪念胡乔木的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我说，这篇文章没有办法写，但是《读书》的编辑说：“你行。”于是我就来了劲，冒起傻气来了。再说，在我的少年时代，我曾经那样地崇拜过丁玲。我读了一些谈到丁的文字，我又觉得与丁的实际是有着距离。你不写，谁写？

一位论者说，那些1957年出过事的青年作家，在70年代末复出文坛以后，投靠了在文坛掌权的领导，而忘记了与自己同命运而与领导是对立面的老阿姨（丁玲）。

可是我至今记得在1979年丁玲刚刚从外地回到北京，我与邵燕祥、从维熙、邓友梅、刘真等人，在丁玲的老秘书，后来的《中国作家》副主编张凤珠同志引见下去看望丁玲的情景。我们是流着热泪去看丁玲的，我们只觉得与丁玲之间有说不完的话。

但是事隔不太久传来丁玲在南方的一个讲话，她说：“北京这些中青年作家不得了啊，我还不服气呢，我还要和他们比一比呢。”

北京的中青年作家当时表现了旺盛的创作势头，叫做红火得很。当然作品是参差不齐的。大家听到丁阿姨的话后，一个个挤眼缩脖，说：您老不服，可是我们服呀，您老发表作品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还不知道在谁的大腿肚子里转筋呀。我们再狂也不敢与您老人家比高低呀！

后来几年，我又亲耳听到丁玲的几次谈当时文学创作情况的发言。一次她说：“都说现在的青年作家起点高，我怎么看不出来？我看还没有我们那个时候起点高啊。”

另一次则是在党的工作部门召开的会上，丁玲说：“现在的问题是党风很坏，文风很坏，学风很坏……”

而在拿出她的《牛棚小品》时候，她不屑地对编辑说：“给你们，时鲜货……”

在一些正式的文章写谈话里，丁玲也着重强调与解放思想相对应的另一面，如要批评社会的缺点，但要给人以希望：要反对特权，但不要反对老干部要增强党性，去掉邪气以及对青年作家不要捧杀等等。（见《丁玲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六卷233、365页）其实这也是惯常之论，只是与另一些前辈的侧重点不同，在当时具体语境下颇似逆耳之音。

于是传出来丁玲不支持伤痛文学的说法。在思想解放进程中，成为突破**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与文化**主义的闯将的中青年作家，似是得不到丁玲的支持，乃至觉得丁玲当时站到了“左”的方面。而另外的周扬等文艺界前辈、领导人，则似是对这批作家作品采取了热情得多友好得多的姿态。

这一类“分歧”本身包含的理论干货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与此后的若干文艺界的某一类分歧一样，大致上是各执一词，各强调一面。这也如我在一篇微型小说里描写过的，一个人强调吃饭，另一个人强调喝水：于是斗得不可开交。但是分歧背后有更复杂的或重要的内容，分歧又与政治上的某种大背景相关联，即与左右之类的问题以及人事的恩怨问题相关联，加上文学工作者的丰富感情与想象力，再加上吃摩擦饭的人的执着加温……分歧便成了死结陷阱，你想摆脱也摆脱不开了。

一位比我大七八岁的名作家，一次私下对我说：“丁玲缺少一位高参。她与x x的矛盾，大家本来是同情丁的。但是她犯了战略错误。50年代，那时候是愈左愈吃得开，x 批评她右，她岂有不倒霉之理？现在80年代了，是谁‘左’谁不得人心，丁玲应该批评她的对立面‘左’，揭露xx才是文艺界的‘左’的根源，责备他思想解放得不够，处处限制大家，这样天下归心，而xx就臭了。偏偏她老人家现在批起xx的‘右’来，这样一来，xx是愈批愈香，而她老人家愈证明自己不右而是很左，就愈不得人心了。咱们最好给她讲一讲。”

令人哭笑不得。当然，一直没有谁去就任这个丁氏高参的角色。

而从丁玲的角度呢，她和她的战友好友们悲愤地表示：从前批她右，是为了害她，现在看出来批右是批不倒她了，又批上她的左了，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你左你就是左，说你右你就是右呀！

丁玲的所谓“左”的事迹一个又一个地传来。在她的晚年，她不喜欢别人讲她的名著《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而反复自我宣传，她的描写劳动改造所在地北大荒的模范人物的特写《杜晚香》，才是她的最好作品。

丁玲到美国大讲她的北大荒经验是如何美好快乐，以致一些并无偏见的听众觉得矫情。

丁玲屡屡批评那些暴露文革批判极左的作品，说过谁的作品反党是小学水平，谁的是中学，谁的是大学云云。类似的传言不少，难以一一查对。

那么丁玲是真的“左”了吗？

我认为不是。我至今难忘的是《人民文学》的一次编委会。

那时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中国作协是委托《人民文学》杂志社操作的，在讨论具体作品以前，编委会先务一务虚。一位老大姐作家根据当时的形势特别强调要严格要求作品的思想性。话没等她说完，丁玲就接了过去，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什么思想性，当然是首先考虑艺术性，小说是艺术品，当然先要看艺术性！”

我吓了一跳。因为那儿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管着，谁敢把艺术性的强调排在对思想性的较真前头？

王蒙不敢，丁玲敢。丁玲把这个意思最终还是正式发表出来了（见《文集》六卷447页）丁玲有一次给青年作家学员讲话，也是出语惊人。如她说：

“什么思想解放我们那个时候，谁和谁相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里像现在这样麻烦！”

她又说：“谁说我们没有创造性，每一次政治运动，整起人来，从来没有重样过！”

如此这般，不再列举。以免有副作用。我坚信，丁玲骨子里绝对不是极左。

那么怎么理解丁玲的某些说法和作法呢？

批XX，对XX．她并不处于优势，她只能依靠党。与××斗，那靠的不是文章而是另一套党内斗争的策略和功夫包括等待机会，当然更靠她的思想改造的努力与恪忠恪诚极忠极诚的表现。对于沈从文，她则处于优势，她战则必胜，她毫不手软，毫不客气。她没有把沈放在眼里：打在沈身上就是打在害得她几十年谪入冷宫的罪魁祸首身上。

我还要论述，这里不仅有利害的考虑而且有真诚的信仰。

革命许诺的东西太多太多了，要求的东西也太多太多了。一个人接受了革命，就等于换了另一个人——如**赠丁玲词所言昨日文小姐（请注意，是小姐，这个称谓并不革命），今日武将军。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今后种种比如今日生。他或她时刻准备着为革命洒尽最后一滴血，为革命甘当老黄牛，忍辱负重，万死不辞。她在1942年6月即延安文艺座谈会刚刚开完时，触目惊心地论证道： “改造，首先是缴纳一切武装的问题。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就必须信任、看重新的阶级……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拔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不要要求别人看重你了解你……”（《文集》

六卷21页）没有对于革命或用丁的话即对于新的阶级的真情实感，是写不出这样的刺刀见红的句子的。这样激烈的言辞透露了她在文艺座谈会上受到的震动，也透露了某种心虚。把这样的作家打成右派，真是昏了心！无怪乎直到丁死后，其家属一直悲愤地与治丧人员谈判，要求将鲜红的镰刀斧头党旗覆盖在她的遗体上。而治丧负责人以按上级明文规定她的级别不够为由，并没有满足这一愿望。呜乎，痛哉！

而与此同时，一朝革命，便视天下生灵为等待拯救渴望指引嗷嗷待哺的黑暗中摸索的瞎子。（这种心态表现的最充分的就是话剧《杜鹃山》。此话剧是教育雷刚们的，表达的却是柯湘们的自信。）一朝革命更视那些不大革命的人为糊涂，为落后，为盲瞽，为混账，为历史大波上浮沉的泡沫，最好也不过是一看二帮我说你服的对象。至于反对革命的人，那就只能是敌人了。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同时一旦革命也就视自己的革命者的身份为高于一切的宝贵。为了这个最宝贵的身份和名誉，人们不能害怕斗争，不能作好好先生，小不忍则乱大谋，人们可以或必须“缴纳”一切的一切。当下的小字辈可以不理解这些，却无法否认这种信念这种追求的真实性与历史必然性。

革命的崇高伟大与艰难牺牲决定了它的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决绝。丁玲自然不能讲情面。她认为她有权利也有义务反击不知革命为何物的沈从文对于她的歪曲——至少是对于她的未革命时的某一侧面的不合时宜的强调。为了革命的正义性，她可以毫不犹豫地不念与沈的旧谊。北京一解放，沈去看望丁，丁对他并不热情，联系一下当时的语境，我们就无法以不革命的庸人的观点去评说这件事。当时一个是老革命，是胜利者接管者掌权者，一个是老不革命，最好也不过是刚刚得到解放、刚刚开了革命之窍、肯定对革命还有许多糊涂思想的老知识分子，说不定还有若干需要审查的历史疑点，丁怎么可能以老朋友的态度对待沈呢？以革命家的身份衡量丁玲，丁玲未必是那么不近人情，而是更高的阶级情政治情原则情。丁玲为革命确实付出了不少东西，那么再把老友沈从文搁置一下，让分管沈的部门去处理，有何不可？沈和丁的恩怨沧桑更多的是历史造成的，我们当然不能责备沈老，同样也无法以一般人情事故的观点去责备丁玲。如果没有一点狂热和自豪，又哪儿来的知识分子的革命化？

而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化，正是中国革命迅速取得胜利的一个因素，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点或者优点。当然，如果丁玲还活着，那么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过去以后，在尘埃落定以后，也许我们愿意与她老人家共同假设一下，如果当初，她老人家不那么严厉，如果她当初也能尊重与自己的政治选择人生选择不同的知识分子，如果她能够多一点人情味，多一点平常心，多一点对芸芸众生的善意，有何不好，岂不更好？换句话说，一个革命者在取胜以后，在普天之下莫非革命之土以后，盛气凌人地炫耀自己的革命与傲视别人的不革命，究竟是有利于执政巩固革命成果还是相反呢？这也值得确实革过命的杰出人士们三思。

年轻得多的人无法理解丁玲的那种政治激情，有时把投身革命与什么仕途进退搅在一起，这会让革过命的人气得发疯。

反过来说，如果认为一个人既然参加了崇高伟大的革命就超凡脱俗，从不考虑“仕途”（当然是别的词儿，如叫做进步或者信任或者关怀、考验）大概又太天真烂漫了。

那么，丁玲是一个政治家了？可惜不大是。丁玲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厚的人，她炽热，敏感，好强，争胜，自信，情绪化，个性很强，针尖麦芒，意气用事，有时候相当刻薄。在1931年写作的未完稿的《莎菲女士日记《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就差不多“消灭”了萧也牧：但主要是被伤害过。她理应得到更多的同情，需知现时连周作人也得到了宽容的目光：一个人因追求革命而幼稚而做出过一些蠢事，总不能比不革命反革命的蠢事更受谴责。

何况如今丁玲和她的友敌们大多已成为历史人物，历史已经删节掉了多少花絮——而丁玲的作品仍然活着。她的起点就是高。她笔下的女性的内心世界常常深于同时代其他作家写过的那些角色。她自己则比迄今为止“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中表现过的（包括她自己笔下的）任何女性典型都更丰满也更复杂更痛苦而又令人思量和欷嘘。同时她老了以后又敏锐地却又不无矫情地反感于别人称她为女作家。她认为有的女作家是靠女性标签来卖钱。但是她同时确实是一个擅长写女性的因写女性而赢得了声誉的女作家——谁能否认这个事实？怎么能认为所有的读者都是用一种轻薄的态度而不是郑重的态度来对待她的女性身份与女性文学特质？她这个人物，我要说她这个女性典型，这个并未成功地政治化了的，但确是在政治火焰中烧了自己也烧了别人的艺术家典型还没有被文学表现出来。文学对她的回报还远远不够。而她的经验很值得我和同辈作家借鉴和警惕反思。她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简单。我早己说过写过，在全国掀起张爱玲热的时候，我深深地为了人们没有纪念和谈论丁玲而悲伤而不平。我愿意愚蠢地和冒昧地以一个后辈作家和曾经是丁玲忠实读者的身份，怀着对天人相隔的一个大作家的难以释然的怀念和敬意，为丁玲长歌当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