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祖林 回忆母亲丁玲-1957年前后

一、妈妈犯了错误

1957年夏天，我从苏联回国度假。Www.Pinwenba.Com 吧

这年年初，我国驻苏联大使馆通知，允许在苏联学习满三年的留学生自费回国休假一次。原先规定是学习期间不许回国的。知道这个新规定，我很高兴。我1953年来苏联，现已满四年，于是我决定暑假回国。

我从小失去了父亲。我出生后九十多天，父亲胡也频就被国民党杀害了。慷慨就义，血洒龙华。我为有这样一个英雄的父亲自豪，决心踏着他的血迹前进，为他未竟之事业奋斗终生。

然而，他的过早去世使我从小就没有得到过父爱，所以，我是把我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妈妈身上的。妈妈十分爱我，她曾多次向我说：你的一切是我个人生活中最大的安慰。她希望我不仅仅是一个儿子，而且是她的一个什么话都可以谈的知心朋友。同妈妈谈心是最令我神往的了。她思想敏锐，观察细致。当我向她述说我的学习，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朋友，以及我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时，她常常说出令我信服的见解，没有说教，分析透彻。她谈吐风趣，有时，引一个典故、说一个故事，一切意思也就寓于其中了。我们谈的话题是广泛的，天南地北，从家庭琐事到国家大事，从个人修身到事业理想，从我的学习到她的写作。我们也谈文学艺术作品，我告诉她我读一些作品的感想，她也常介绍我去读哪些书。我以有她这么一位文学老师而感到得天独厚。她有时也讲一点轶闻趣事，告诉我一点她工作中的人与事，告诉我她的喜悦，她的烦恼。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就聊到深夜。

50年代初，在我们家住的那所四合院中，时常就只有我们谈话的这间房里深夜还亮着灯。

我已经两年多没有见到妈妈了。1954年底，她应邀参加要简单，只是对萧方这个人物，从当今现实社会的角度，抒发出的感慨似乎稍多几句。

这几封信里写到的都是谈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引伸到当今现实生活中，泛指仍有其人。这几封信，我反复看了多遍，看时都会不自觉地仔细思量。我想，她确是“犯了错误”，仅从信里的内容和情绪就可以看得出来。她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又觉得委屈，因而产生郁愤的心情。为此，我更加深深地不安这件事，就像一根刺扎在我的心上，只要一想到它，心就隐隐地作痛。

再就是我想藉回国休假的机会参观一下国内的造船工业，这对我剩下的一年半的学习与今后的工作都是有益的。1955年6月，我去列宁格勒阿斯托利亚饭店看望来苏联访问的，没有安排我参加实际行政工作。我与他有直接的工作关系是在1949年。1951年初，中宣部领导决定我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在此以前是周扬兼任这个文艺处长。1951年秋天，北京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周扬和我分别担任整风学习委员会正、副主任。整风学习动员大会刚开完，周扬就走了。我感到肩上担子太重，心里真不愿意他走，但当我知道是**要他下去的，要他下去参加土改，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他去了湖南常德，也就是去到了我们的家乡。我在中宣部领导下，对北京文艺界的整风做了一些工作，但觉得头绪多，问题复杂，心里一直都希望他快点回来领导。所以，我并没有反对他，我是拥护他领导的。在某些问题上或是对某些作品的评价上，看法不尽一致的地方，自然也是有的，这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我担负工作的几年，他曾好几次在会上表扬我，说我正确，党性增强，有原则性，进步大，识大体，有分寸等。他还写信给我，也说了这样的话。（注：写此文时，我查阅了周扬1953.2.16日致丁玲信，信中写道这两三年来，我觉得你的进步是大的，我也喜欢你那股工作的劲头，你也好强，但有原则，识大体，有分寸，与某些同志的个人积极性就不同多了。）可是在我离开工作，专事创作两年多以后他却在党组扩大会上为我的问题定调，什么‘反党’，‘一本书主义’ ， ‘搞个人崇拜’ ， ‘搞独立王国’，‘文艺界的高饶’ ， ‘反党联盟’ ， ‘反党小集团’等等罪名都掼到我头上。这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听到这里，我想起1952年初秋的一天中午，妈妈从外面开完会回家，径直走进客厅，满面春风，我想她一定有什么好事。

她把黑皮手提包（这手提包她后来送给了灵源，我们现在还保存着）往沙发上一扔，就站在房子中间高兴地说：“我今天在会上又受到表扬啦！周扬同志说我工作有成绩，党性强。”她那近乎年青人才有的天真的样子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再就是说我与陈企霞的关系，说是‘反党情绪的结合’，又说是，反党联盟’，最后定为‘反党小集团’。其中突出的一件事，就是《文艺报》有三个主编的问题。全国文联党组原来决定我为《文艺报》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主编。陈企霞就说，主编就是主编，有什么正的，副的。’陈企霞有个人主义，我没有及时批评他，觉得自己是正主编，处在这样的地位不大好说。我向周扬汇报后，周扬有过一点不愉快的沉默，但他当即同意了。可是在会上说这件事时，就说我个人任命陈企霞、萧殷为主编，是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是同陈企霞‘反党的结合’。”

妈妈还说了好些会议中揭发、批判她与有关的人和事的一些问题。这些都被冠以或是感情拉拢，或是挑拨离间，或是排斥打击，或是破坏团结等等。

妈妈述说这一切时，态度平静。我默默地听着，几乎没有打断她的话。

在妈妈叙述完这些在会上揭发她的问题之后，我问道：“那么，你在会上，针对这些不合乎事实的揭发和批判，是不是说明了事实真相，或者作了申辩呢？”

妈妈说：“当时会议的气氛是不容许我申辩的。有些问题，我作了说明和更正，但会议的领导人根本不听，不予理睬，在他们作结论性的发言时，仍旧按照不符事实的揭发作结论。周扬在会上就说：‘不考虑多一个材料，少一个材料，主要考虑性质。’难道他和其他的会议领导者们会不懂得正确的定性来源于确实的事实这一简单的道理。若是不含私心，若是抱客观的态度，即使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之中，也是不难把这些问题核实清楚的。”

妈妈接着说：“党组扩大会议之后，他们就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的名义，以这些没有核实的事实的根据，写成《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呈报中宣部和中央。后来听说党组在研究讨论上报这个报告时，有的党组成员也没有让参加。我对这一切均一无所知。年底，中央批复后，党组向各文艺单位有关干部传达这个报告时，没让我参加，也不给我看这个报告。我直到现在都没有看到这个报告。

1956年夏天，我向中宣部机关党委写要求对重大事实辩正的材料，也只能依据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发言的正式记录。我不明白他们为何采取如此不光明磊落的做法。根据党章，对党员作出集团’问题。周扬等也参加这个小组。具体工作由李之琏（中宣部秘书长兼中宣部机关党委书记）负责，参加做具体工作的有张海（中宣部干部处处长），崔毅（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等。还有一位杨雨民，原是热河省副省长，去年，热河省撤销后，调来作协，他也参加做具体工作。这个专门小组进行了半年的调查核实工作。调查核实的结果是，会上揭发与《报告》中列举的那些我的‘反党’事实，主要问题都与实际不符，绝大部分不是事实。

张际春，李之琏等的意见是应根据调查的结果，实事求是的处理。6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会上的发言是一致的，认为既然没有反党的事实，定性为‘反党’‘反党小集团’的结论自然不能成立。周扬、邵荃麟、刘白羽等作协党组领导人也先后发言，表示了1955年对我的批判斗争是不恰当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虽然态度勉强。在会上，有些人还提出这样的质问：‘为什么对揭发的材料不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向中央反映不真实的情况？’也有人提出要会议领导者们总结教训。”

妈妈说：“党组扩大会接连开了三次就休会了，何时复会还不知道。可能上面还要研究，也可能现在已开始了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须集中精力于反右派斗争，而把这件事放一放。我这个问题，纯属1955年党内斗争的一个遗留问题，若以不影响全局，而把它暂搁一段时间再处理也没有什么关系。这只是时间问题。我想，迟早总会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的。”

妈妈对问题的解决有信心。她完全没有想到会和反右派斗争有什么关联！

最后，她说：“看来全国解放以后那几年，我的声望太大了一些，为人所难容。若不在北京做这几年工作，而是去工厂或农村深入生活、写文章或许要好一些。”

谈话结束时已是一点多钟。我在苏联时，对此事略有风闻，却完全没有想到事情竟曾是这样的严重。好在现在情况已大不同前，所以，我也想得特简单，认为平反已成定局，只不过稍迟与稍早一点而已。

对于我，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这四个小时的谈活，是如此地震撼着我的心灵，以致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记忆，妈妈说话时的音容神情也仍都历历在目。

三、短暂的欢乐

我回到家的。另外，你在列宁格勒也认识了刘道生，他不是要你回国后去找他吗？”

我一听，心里很高兴，我没有去过青岛，那是有名的避暑胜地，去了还可以参观潜艇。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1954年至1956年期间在列宁格勒苏联海军高级指挥学院进修，学习。他知道我学习潜艇设计制造后，对我表示了热情与关心，他约我同他见面，他说：我同你母亲1936年底就认识了，那时她刚来到红军里，1946年在张家口还见过面。”他又说：“听说你在学习潜艇设计制造，这很好，我们海军也需要这个专业的人才”。他要我常去他那儿玩。他回国时嘱咐我，要我回国后一到北京就去找他。

但是，妈妈和我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不去青岛。因为，我们都放心不下妈妈所谓“反党集团”的事。为此，不宜在青岛久住，若只住七八天，十来天，又不值得旅途往返疲劳，天气也热。

既然决定不去青岛，妈妈就说：“那我们住到颐和园去，那里安静、凉快，又在北京。”

建国之初，有关部门把颐和园内一些可住人的宅院分给中央的一些单位，供避暑、休息之用。全国文联分到两所宅院：云松巢和邵窝殿。1953年，文协从文联分出，成立中国作家协会，这两所房子归了作协。

云松巢坐落在排云殿与石舫之间的山坡上，是一所较大的宅院，正房五间，耳房两间。房前有一个很宽敞的走廊，走廊下边的院子里满是松树。沿两侧院墙有遮阳的走廊，拾级而下可通正门。正房后面还有一个小院，院子当中有一座假山，小院里种着许多竹子。正房东侧有一边门，出门经过一个亭子即到邵窝殿。邵窝殿较小，只三间房子。

一星期后，我们住进了云松巢。我1950年夏天曾陪外婆在这里住过一个月。那时，妈妈因要上班，所以只是每星期六下午来，星期一早晨回城。1950年的北京，一过动物园，路两旁就全是农田了，交通也不方便，去颐和园的公共汽车，半小时才有一班，所以园内游人很少。1957年，动物园以西已盖了一些房子，园内游客也不太多。

住进云松巢，我不由得就想起了外婆，想起1950年和外婆一起在这儿度过的日日夜夜。现在再也见不到她了，她已经去世四年。记得1950年1月，外婆一见到我就开心地向我说：“我有件喜事哩！我见到**了，**到这里来过。”妈妈也高兴地向我叙述这件事。那些天妈妈正住在这里赶写一篇文章，一天上午，来了一个警卫人员，问：“丁玲同志是否住在这里？请准备一下，有一位首长要来看她。”妈妈到门口去看，只见**正从坡下拾级而上，陪着他的有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与**。妈妈连忙迎了上去。进院后，她请**与罗瑞卿、**坐在前廊的藤椅上。**向妈妈说：“我到这儿散散心，休息一下，听说你住在这里，就来看看你。”妈妈说：“我母亲住在这里，这几天我躲在这里写一篇文章。”**一听就站起身，说：“我去拜望她老人家。”外婆在房子里，从**一进院子，她就两眼透过玻璃窗盯着**看哩！**走进屋，向外婆问道：“老人家身体还康泰吗？外婆紧紧握着**伸出的手，连连点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妈妈请**，罗瑞卿，**等吃西瓜，谈了好一会才送**到排云殿前登上游船。我见到外婆时，外婆仍沉浸在喜悦之中，她不只一次地说：“**这样一个伟大的领袖，待人是这么和蔼。”

想起这件事，我不由得问妈妈：“你和**，周总理等中央首长都熟识，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期间或会后，你有没有想过要向他们反映实际情况？”

妈妈说：“我也曾有过找中央领导同志的想法，但也想到这一定会被会议的领导者们指为不相信组织，是越级，是告状。周扬在会上就口口声声说我以前告他的状。所以，迟疑之后没有去找。还有，就是我没有想到他们会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名义给中央写一个定我为‘反党小集团’的报告。我原以为，既然一些问题不容解释或是无法取得他们的理解，那么，我只有寄希望于今后。”

妈妈叹了口气，说：“建国以后，我很少到熟识的中央领导同志那里走动，我觉得局面大了，他们日理万机，还是少打扰为好。当然，也没有进城以前那么好见了。现在看来，有点走动或许好些。不过，通过党的组织来解决问题是对的。我现在相信张际春和中宣部机关党委会弄清事实真相，会实事求是地处理。”

张际春是闻名的人物，解放战争时，是共五万字发表在1956年的《人民文学》上。她曾把这期杂志寄给我。她以前曾向我说过构思这个长篇小说之初，1948年在西柏坡同**同志的一段谈话。她说“我向少奇同志说了这个护地队的情况，我说我想写它的失败，写它从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尔后归于失败的全过程。少奇同志赞同我的想洁，他说：‘小说的结局不一定都要写成胜利，也可以写它的失败。失败当中也有英雄，也有可歌可泣的事。写出失败的教训，写出从失败中看到胜利，法捷耶夫的《毁灭》就是写失败。’”

妈妈又说：“我实在希望1955年的问题能快点解决，好安下心来继续写这本书。写长篇小说需要有宁静的心情。我从去年夏天起就搁笔了，时间都花在写申诉材料上去了。”

我刚回到北京的那两三天，妈妈向我说：“这两年出版了几本好看的书，你闲时可以看看。”她推荐我看《苦难的历程》，《斯巴达克思》与《死水微澜》。我把这几部书带到了颐和园，极有兴味地读着它们，有时同妈妈谈谈读后的感想。

住在云松巢，白天不出门，只有到傍晚，我们才出去走走，沿长廊在昆明湖边散步。这时，游人都已离去，园子里显得空荡荡的。湖光山色，风景如画。妈妈心情恬静，兴致也好。我伴着妈妈踱步其间，真感到舒心。我们总是走一会，在长廊上坐一会，直到夜色浓重了才回云松巢去。在这样的场合下，我们一次也没有谈她1955年的事，我甚至没有去想。

我刚回北京那两天，妈妈就催促着说：“你该去看看你的老师李纳。”女作家李纳是我在延安中学学习时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她也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现在都删去了，是为什么？’我说：‘教科书上选编我的文章，我根本不清楚，更不知道删去与否？’她们问：‘这次党在全民当中整风，作家协会的“谜”在哪里，盖子该怎么揭？’我说‘这在邵荃麟的整风报告中都谈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盖子？”’

她们问：‘党组是不是在开会？’我说：‘不清楚，没有接到通知。’

她们说：‘不是今天下午党组开会吗？’我仍推说不知道。她们再三问，我便说：‘是否开会党组知道，你们问党组好了。’并且向她们表明，我是一个**员，党组不能告诉你们的，我也不能告诉你们。就这样送走了她们。”

妈妈又说：“也真是凑巧，大门从来都是关上的，只开了这么一小会，就让她们碰上闯了进来，若不是这样，我就让夏更起在门口把她们的来访谢绝掉，推托我不在家。”平日，对不熟识的来客，夏更起都是请他们在门房稍坐，他先进来通报。妈妈说：“我这问题是党内问题，应在党内解决，通过党的组织解决。可是从去年年初在党内传达作协党组给中央的那个报告起，这个问题就被他们搞得党外、国外都知道，现在连民主党派的报纸也找上门来。”不想，后来这又成了她的一大罪状。

从颐和园搬回来后，有一天，妈妈高兴地说：“聂鲁达到中国来了，作协通知我，要我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代表作协宴请他。”智利诗人聂鲁达是她比较熟识的一位外国著名作家。

1951年秋，她曾陪爱伦堡与聂鲁达去上海、杭州访问，相处甚洽。不言而喻，她为再次见到这位她所尊敬的作家而感到心情愉快。此外，在6月初开过三次作协党组扩大会之后，安排她作为主人宴请聂鲁达，不由得不使她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兆头，预示她的问题会得到平反，从而增添了些许乐观的成份。我听后，也产生了乐观的情绪。她去宴会之前，梳理好头发，换上一件银灰色的连衣裙（为灵源饯行，也是穿的这件连衣裙），走进客厅，开心地站在原地转了一圈，问道：“如何?”我说：“很好，挺合身，样式也好，颜色也好。”妈妈高高兴兴地走了。宴会完毕回家后还兴致勃勃地述说宴会上的情况：谁谁参加、如何坐的、席间与聂鲁达谈了些什么，等等。

比宴请聂鲁达稍早一点，她去中南海紫光阁参加了中宣部召开的座谈会，去时心情很愉快，开完会回来心情也很好。她说她在会上见到了周总理，会议中间休息时，还在草坪上同康生聊了一会。这个会，有宣传、文艺等方面人士参加。

20年后，在太行山下的嶂头村，她详细地向我说了那次紫光阁座谈会的细节。经受了这么多年磨难的她，回顾这段往事时，语气平淡，好似在说一件别人的故事。她说：“那天会议，我坐在郭沫若后面，周总理走进会议室时，我们都站了起来，周总理先同郭沫若握手，他看到了我，这时，我觉察到总理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意外的神情，但一闪即逝。他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同我握了手。当时，我没有对我的这个细微的感觉加以仔细思量。在反右派斗争，一场批判、斗争我的风暴过去之后，回想起周总理那感到意外，却一闪即逝的目光，我想，也许他那时已知道中宣部决定进一步开展对我的斗争，没想到我还会出现在这个座谈会上吧！会议中间休息时，在草坪上遇见康生，他竟有兴趣天南海北地同我聊了差不多20分钟。我当时就有点纳闷，只觉得此人城府之深，让人难以捉摸。1938年，他在群众中扬言，说我在南京自首。我知道后向**诉说：“康生凭什么这么胡说，他有什么根据？1940年，中央组织部为我这段历史作了结论，否定了康生的说法。自那时起，我同康生之间彼此都没有好感。在延安，有一次在**那里，**还向我说：你去看看康生同志嘛！我也没有去，心想我同康生又没有工作关系，我去看他干什么！回思紫光阁座谈会，康生一定也知道了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心里自然是得意的，他在草坪上表示出的少有的热情，大概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建国后，他一直在养病，那年刚出来工作。”

至于妈妈的这个感觉是否正确？紫光阁座谈会时，是否已作出了进一步开展对她的斗争的决定？我就不知道了。

从颐和园回到城里后，我给黄敬部长写了一封信，向他问候，告诉他我已回国正在休假，希望利用假期了解国内的造船工业，参观潜艇的制造厂与设计单位。三四天后，一机部办公厅打来电话，要我去商谈参观事项与办理相应的手续。黄敬部长批示我可以参观了解国内正建造的五型军用舰艇，阅看五型舰艇的全部技术资料。当时，从苏联引进了潜艇、护卫舰、猎潜艇、鱼雷快艇，扫雷艇等共五个型号的技术与设备，分别在上海、武汉、芜湖的造船厂建造。我考虑去三个城市时间不够，也不愿走马观花式的参观，所以就商定只去上海一地：参观一个潜艇建造厂，一个护卫舰建造厂与一个舰艇设计室。黄敬部长给了我这么好的学习条件，我十分高兴。但是，只有在我学成回国参加造船工作之后，我才更深切的感到他对我的优待。因为，我这时才知道国内的技术保密规定，一般是从事哪个型号舰艇的工作，只接触这个型号舰艇的有关技术资料，也只有很少数的技术领导方能接触全部型号舰艇的技术资料。回想起这点，真是由衷地感谢黄敬部长。

妈妈也为我高兴，她说：“黄敬同志给了你很好的学习条件，你就去上海好好地参观吧！”

妈妈又说：“你到上海后，去看看你父亲的墓。”祭扫父亲的墓，给他及与他一同牺牲的革命先烈们献上一束鲜花，是我多年的愿望。我父亲胡也频与其他23位革命先烈，1931年2月7日夜，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面的草地上。1949年上海解放后，市政府找到了烈士们的遗骸（此时，草地已成为菜地），合葬于大场公墓，立碑名“龙华23烈士墓”（后来，移葬上海烈士陵园时改为“龙华24烈士墓”），并书刻烈士们的姓名。当时，上海市政府曾致函妈妈告知此事，并附一龙华的草图，说明烈士们的关押处，就义处，发现遗骸处。1951年，妈妈去上海时，曾去大场公墓看过。兼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同志特地告诉妈妈，葬在大场公墓是临时性的，待革命烈士陵园建成后，再移葬革命烈士陵园。1957年，仍在大场公墓。

这时的我，觉得呈现在自己面前的一切都美好：妈妈的问题，平反有望我的事业，似乎前面的路也很平坦尤其是我还获得了真挚的爱情。我怀着这样的心情于7月20日登上了去上海的列车。

这一个月的时光，就在欢乐的气氛中过去了。妈妈心情很好，她对她的问题的解决是乐观的。当然，这个乐观也是审慎的。

只有一件事，多少扰动了一点欢乐生活的平静。

7月中旬的一天，妈妈不知从哪里听到一个传闻，说中宣部专门小组对她南京一段历史所作的结论从中组部退回到中宣部了。我问她这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她简单地向我说了她被囚禁在南京三年的情况。她以前没有同我谈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她曾被捕，囚禁在南京，是在党的营救下逃脱囚禁到了陕北苏区。我是从一些关于她的报道的文章中看到的。我从没有想到过这当中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她到陕北以后的这20年中，党一直信任她，委她以文艺工作方面的重任，她的革命活动为国内外所瞩目，有着极好的声誉与影响。她说：“1955年斗争我时，提出要审查我在南京被囚三年的这段历史。中宣部专门小组调查后作出的结论是犯有‘政治错误’。对这个结论，我不接受，申明保留意见。”她又说：产生这样一个结论，我觉得张际春，李之琏他们有难处，这是一个妥协的产物。这件事没有更多地谈下去，因为不知传闻是否准确，也不了解其内情，更无法推测其结果。我觉得妈妈那一两天心绪稍有不安，而我只有从好的方面去想，希望妈妈申明的保留意见能为上级组织所接受。

其实，听到的传闻并不准确。李之琏在《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载《炎黄春秋》1993.5）一文中写道：

书记处这次会议后，陆定一、周扬两位领导人怎样商量下一步工作的，我不了解，我只知道，周扬在半年前已同意，经专门小组通过，张际春签发报送中央审批的丁玲的历史结论，这时他又反悔了。他向部长提出，他“不同意这个结论”。部长把我找去说明此意，并要我把这个结论从中央撤回来，由他主持在中宣部部务会上再讨论。

这次部务会议所谓再讨论，只是由部长提出，将丁玲的历史结论改为：“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但并没有提出新的根据。

就在妈妈抱着审慎的乐观，等待并企望党组织对1955年定她的“反党小集团”的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处理的这一个多月当中，一张罗织她新的罪行的网已经在编织。这一切，她当然是不会知道的。在我离北京去上海的前夕，她向我说：“作协党组扩大会，可能不久就要复会。会比较忙的，我不会有多少时间陪你。你就去上海好好参观吧！我的问题，你放心好了，不会有什么的。”

四、“反右派斗争”中的6日

我在上海参观造船工业，收获不小。还去了父亲的墓地，献上了一大篮鲜花。并同朋友贺毅去杭州作二日游。我于8月4日晚九时回到北京，当火车驶入车站时，我看到站在暗淡灯光下的妈妈。我离开上海之前给她发了一个电报，告诉她我的归期，并没有想到她来接我，所以我很高兴。我们上了小轿车，一路上，我兴致勃勃地向妈妈述说我在上海的情况，让她分享我的喜悦。可是，我感到我的话很少得到她回应，便把话打住了。我觉察到妈妈似乎有很重的心事。我想，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复会后有什么变故？我心里隐隐地出现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司机和夏更起坐在前面，我不想多问什么。我转过脸去，茫然地从车窗向外望着。

回到家，我和妈妈，陈明叔叔一起走进客厅。我极度地忐忑不安，心里十分焦急，我想问她，又迟疑着没敢开口，生怕得到的是一个可怕的答案。妈妈坐在我对面，神情略显困顿，凝神的目光显示出她在掂量如何开始同我的谈话。这气氛令人难耐。

终于妈妈先开了口，她语气沉重地说：“祖林，我告诉你，我的问题又有了大的反复。这些天，天天在开斗争我的会。”

尽管我已有一点不祥的预感，但这几句话仍有如晴空霹雳。

我惊呆了，想说却说不出话来，思想似乎都凝滞了。

妈妈稍稍停顿，继续说道：“党组扩大会在7月25日复会，你走后四天就复会了。周扬主持会议并首先讲了话，他说他是以前年会议的主持者和代表中宣部两种身份参加。这样一个申明，就给人一种暗示，他是代表党的，也是正确的。他的讲话与他在前三次党组扩大会上的讲话根本不同，首先肯定了1955年所作‘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正确的。说我的申诉和我在会上提问为什么没有核实事实就向中央报告？为什么还背着我们向中央报告，是‘翻案’是向党猖狂的进攻而且是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内外呼应！周扬一开始就为会议定下了这个调子，于是会议又是一边倒，会议的性质从讨论重新处理我的问题变成了斗争我的会。参加会议的人数也增加了。邵荃麟、刘白羽、林默涵也都作了同周扬一样的发言。”

我既感到震惊，又感到困惑。我心里想，我们党处理问题不是应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吗？这也是**一贯倡导的，为什么现在又再次肯定并非事实的结论呢？党章规定每个党员都有申诉的权利？为什么却把妈妈的申诉斥为“向党猖狂进攻”？难道对搞错了的事，不应问问为什么，从而总结经验教训？

我问道：“中宣部专门小组现在的态度是什么？”

妈妈沉默了一小会，说；“张际春已经不参与这件事了，他也没有参加会议。周扬不是说他代表中宣部吗？李之琏他们也只能按这个调子发言。看来作协党组扩大会休会的这一个半月里，中宣部领导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结果就是如此。”

妈妈说：“会上还揭发批判我串通《文汇报》的右派分子向党组施加压力，与社会上的右派里应外合向党进攻，指的就是浦熙修来访的那件事。这样，就把我的问题直接与社会上的反右派斗争联在一起。”

一股颓丧的思绪顿时涌上我的心头，心想：若是我不回国，妈妈就不会装修房子，大门也不会洞开，而让《文汇报》记者浦熙修、姚芳藻闯了进来，使得妈妈不得不同她们说了几句话。天下事，竟有如此凑巧的！

妈妈又说：“昨天陈企霞在会上交待，承认那封匿名信是他写的，找人抄的。这个人暗地里搞出这些事来，现在却已过关，正参加揭发我。”

这时，妈妈看了一眼陈明叔叔，说道：陈企霞在会上还揭发了叔叔（即陈明），说有一天叔叔打电话给他，装成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叫他陈企霞叔叔，约他晚上到一个公共汽车站见面，统一口径。这件事叔叔事先事后都没有向我说，弄得我在会上好被动。”妈妈说这件事时，可能是想象到打电话时的那副情景，说着说着竟忍不住笑出声来。妈妈又说：“事已至此，也就谁也不怨谁了。”

妈妈继续说：“我已经在会上做了检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得检讨。但是被斥为‘态度不老实’，说我只承认‘反党’，‘向党进攻’，但不承认具体事实，不交待具体事实，仍在顽抗，继续向党进攻。还说我的态度是‘欺党太甚’，‘欺人太甚’。我是处在被斗争的地位，事实上现在是棍棒齐下，责骂、讽刺、挖苦，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会上把对我的不满发泄无余。”

她还说了一些这两天会上的情况，我听着这一切，精神上感受到很大的压力，直压得透不过气来。

妈妈最后说：“前几天我给小灵子写了一封信，寄到莫斯科去了。我在信里没有明说我现在的处境，但暗示了我今后的命运，让她思想上有所准备。我也委婉地表示了我对她的希望。她是一个纯洁的女孩子，以我对她的了解，我想，她不大会因为我的问题而改变同你的关系。”

我感动地喊了一声“妈妈”。这十天来，连日开斗争她的会，揭发、批判、责骂如暴雨般倾泻，她还得交待“反党”的事实，还得检讨。在这样的处境下，她还想着和关心我和灵源之间的事。

妈妈转而向我：“现在谈谈你吧！你是**员，应该相信党，同党站在一起。应该认识到妈妈是在反党。”她用极大的力量，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字斟句酌地向我说出了这几句话。我明白，她是怕我犯错误，说出与党不一致的话来。

她又说：“你也可以相信我，你这次回来以后，我向你说的一切，都是真话。”她克制着自己，但悲愤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我点点头：“我知道。”

她郑重地向我说：“我看你还是提前回苏联，回学校去吧！现在这样情况，呆在家里已经没有任何意思。”

我不想提前走，我不想在这个时候离开妈妈，我不放心她。

我说：“学校9月1号开学，我还是再陪你半个月，住到20号再走。”

已是夜半，谈话结束时，妈妈说：“明天休会一天，我在家里准备发言材料，后天还要在会上继续检查交待。”我看着她那略显憔悴的面容和疲惫的神情，心想，妈妈今天还在会上接受了一整天的批判斗争，晚上却还去车站接我，我真后悔在上海发那个电报了。

这又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夜气如磐，令人窒息。我几乎彻夜未眠，思绪有如波涛，起伏翻腾不已。在我回国后的这一个多月里，我的心情是乐观的，我做梦也想不到事情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何以会是这样？我想不通。我为妈妈抱屈，为妈妈难过，我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我属于政治上早熟的这一类人，也就是较早地建立了**信仰，在未满十七岁时入了党。这是从小在革命队伍中成长，接受党的教育的结果，也是家庭影响的结果。我也较早地接触到政治运动，在延安参加整风审干运动，我的同学中有七十多人先后被“抢救”成了“特务”。后来，一风吹，全部平反了。由此，我体验到了政治运动中也有搞错人，冤屈人的事实，初步认识到，凡事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且也应该独立思考。

如今，风云突变，噩运再次降临到妈妈头上，也降临到我们这个家庭。我将如何承受？我将如何对待呢？

从一个**员来说，我应保持与党一致的态度。但是，以我对妈妈的了解，我认为她不仅不反党，而且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何况，我也多少知道一点文艺界历史上形成的一些人际关系。现在，在急风暴雨般席卷全国的这场反右派斗争中，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众口一声，说妈妈“反党”，妈妈自认从未反党，心里不愿，但嘴上不得不承认“反党”，因为不能“顽抗到底”。想着这一切，心里真是郁闷，郁闷，郁闷。

我从上海回到家的来往，丧失了**员气节。她没有被投入监狱，生活上受到这些特务头子的优待。主要就是这几个问题，他还说了一些说明这几个问题的细节。

刘白羽最后说；“考虑到你可能不知道这些情况，所以找你来谈谈，希望你同党有一致的看法。至于你嘛，你父亲是胡也频烈士，对于你的父亲，我们都是很敬仰的。”

他谈了大约一个多钟头，我注意地听着，心中骇然。只是在谈话结束时向他表示：“这些情况，我以前不知道，事情来得突然，我将按照你的希望认真地去思考。”

崔毅在刘白羽谈完之后简单地说了两句：“希望你同党有一致的认识。我对你母亲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起初，我也没有识破她。”此时，崔毅的处境比较尴尬。一年后，他因支持丁玲“翻案”，被定为反党分子。

我步履艰难地向家里走去，心情十分沉重，深深感到妈妈的问题又加重了。自首变节，这是革命气节问题，是政治生命攸关的问题。

我走进家门，步入客厅，沉重地坐落在沙发上。这三日，噩梦般的事情接踵而来，我的思想接连不断地处于惊疑交集的状况，精神上感受到的压力也一次又一次加重。加上睡眠不足，我感到极度的疲惫，正想暂且什么也不去想，稍歇一会儿，不料邮差送来报纸。

我随手翻开《人民日报》，，我都拒绝了。至于与特务头子徐恩曾、顾顺章等人的关系，我是被囚禁的人，他们来找我，我怎么能拒绝得了不见他们。”

在她概括地说完了以上情况之后，她说：“我们是母子，你可以相信你的母亲，相信你母亲这个老**员。你也是**员，你也可以自己思考、判断。”

妈妈还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向我讲了她在囚禁中，曾自尽明志，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以死证明对党的忠贞的情节。我听来心里非常地难受，眼泪一阵阵夺眶而出。

她说：“我本不想告诉你这些伤心事，现在也只有说了。”

下午，作协党组扩大会继续开，妈妈走了。我一人在家，静下心来，开始梳理自己的思想。

我从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时起就接触这方面的事了。什么中统，军统，三青团，汪伪敌特等组织的形成及现状：什么叛徒，自首变节分子的政策界限，光笔记就记了一本。我确认，**员被捕后，出卖了组织，出卖了同志，泄露了党的秘密，属于叛变，定为叛徒：没有上述行为，写了自首书或登报发表了声明，启事，其内容为宣布脱离**，放弃**信仰，宣称**不适合中国，或有其它损害，污蔑党的言词属自首变节，定为自首变节分子。妈妈所写的，并没有这样的内容，怎么说是自首变节呢？

妈妈从作协开会回来后，又同我谈了回苏联去的问题。她说：“你还是改乘飞机去莫斯科。三四天后，在莫斯科就会看到今天的《人民日报》。我很不放心祖慧，她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要是说出什么同党不一致的话来如何是好，这至少会影响她预备党员转正的。”

我已入党10年。祖慧这时还是一个预备党员，她1956年8月，去苏联留学前夕入党，预备期一年。

妈妈又说：“另外，也许你还能赶上见小灵子一面。”

我说；若改乘飞机，要花好大一笔钱啊我乘火车走，是无须妈妈花钱的，我在列宁格勒已买了双程往返的车票。”

妈妈说：“现在这情况，不要考虑钱的问题。”

我说：好吧！

次日，8号上午，妈妈叫夏更起去储蓄所取钱，然后去买机票。夏更起买到了11号的机票，花去800元人民币。我退了火车票，退回300元人民币，这钱我留在了家里。

乘火车与乘飞机都是11号离京，只是飞机两日可达，火车需行8天。

9号下午，妈妈仍去作协开会。她走后约半小时，夏更起接电话后告诉我：“作协党总支要你现在去谈话。”我即去文联作协大楼。

同我谈话的只有胡海珠一人。

她问“上次谈话，你说你将思考你母亲的反党言行，现在你想得怎么样了？你有什么要揭发的？”

我回答：“我尽力地想过了，但是还没有想出有属于反党性质的言论。当然，我还可以继续去想。”

她又问：“这几天你母亲在家里的情况怎样？说了些什么？”

我说：“这几天她天天去开会，回到家里就在自己房间里写‘交待’，‘检查’材料，除了吃三餐饭时以外，几乎没有多少时间见面、谈话。”

她脸上露出了不满意的神色：“你说你愿意站在党的立场上，这是须要有实际行动的。”

我没有吭声。

沉默了片刻。她说：“听说你要回苏联，希望你回到苏联后，继续考虑你母亲有哪些反党言行。揭发材料可以直接寄给我们，也可以通过大使馆转给我们。”

谈了大约十分钟，结束了。

我从上海回来，一共在北京呆了6天，除第一天外，其余的几天，妈妈都去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去的时候，神态安然回来的时候，精神疲惫，总要先去床上躺一会。我担心她的身体，怕她支撑不住，禁不住说几句要她注意身体的话，却自己都感到这些话苍白无力。

以我对妈妈的了解，通过我自己的思考，我不认为她“反党”，“自首”。我是一个认真的人，一个坦直的人，对党、对组织，从来都是心口一致。可是，现在我却不能说出我的真实思想。

如果我如实地说，那么，等着我的又将会是什么？这正是妈妈所不希望并为之担心的。不只如此，我还得表明，我相信党，拥护党对她开展的斗争。我不这么表示，难道我还能有别的选择？

而这样的表示，也正是妈妈希望并一再告诫我的。一切都这样的扭曲着。我心里感到非常苦恼，何以自己会处于如此境况？

我真不知道该怨谁，难道该责备的是我自己？

五、离 别

10号晚上，我收拾自己简单的行装，妈妈坐在我的床上，看着我把一件件衣物放进箱子。她不时插几句话，说把这个放在这里，那个放在那儿，如同我小时候离家出门时一样。我不愿拂妈妈的心，一件、一件都照她的话放好。我觉得这气氛有些凄怆。

妈妈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她说：“麟儿，我很对不住你们，让你们受苦。”

我心中涌起一阵悲凉：“妈妈你不要这么说，你爱我们我们也爱你，现在的事也怨不得你。我这次回来以后，你同我谈了许多，我相信你，相信你所说的一切。我心里全都明白。”

妈妈说：“你要听党的话，党现在认为妈妈反党，你也应该这样认识。”

我点点头说：“我知道。”

妈妈又说：“你放心我，妈妈是一个老党员，妈妈是坚强的。你也应该坚强。”

我答道：“妈妈你也放心我。”

最后，妈妈说：“我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了。你自己好好学习，好好生活吧！今后好好的工作。”妈妈说完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我这一夜叉几近彻夜未眠。我没有想到竟会是在这样的境况与心情中同妈妈离别。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身了，妈妈卧室的灯也完了。不一会，司机老王来了。我同他一起吃早餐，我吃了几口面，咽不下去，就搁下了碗。我回自己房里，系好领带，穿上了西装上衣。这是一套蓝色的西装，是我出国时，妈妈带我一起去王府井大街的西服店，亲自选了料子，做好送我的。今天，我有意地穿上了它。

还在我去吃早餐的时候，妈妈就一直无言地坐在客厅里的一只单人沙发上。我希望自己在这离别的时刻表现得坚强一些，比较不动感情地同妈妈告别。我极力克制着心里的悲伤，走到妈妈跟前向她说：妈妈！我走了，你自己多多珍重啊！

妈妈想站起，双手撑着沙发的扶手，却没能站起来。她瘫软在沙发里哭泣起来，我一只腿跪了下去，头伏在妈妈的怀里，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眼泪倾注而下，呜呜地哭了起来。这是我6天中第二次流泪。妈妈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和耸动的肩膀，她的手不停地颤抖着。过了好一会，我抬起头来，见妈妈脸上流淌着一行行的眼泪，我打算站起来，妈妈伸开了双臂，我趁势把她扶了起来。妈妈刚一站定，就扑向我，紧紧地拥抱着我，好像一松开就会永远失去似的。妈妈泣不成声地，断断续续地喊着：

“儿子！我的儿子！”她全身都在颤抖。我好不容易才止住的眼泪，又夺眶而出。

妈妈终于松开了紧紧地拥抱着我的双臂。我说声：“妈妈！我走了。我爱你，为了我，为了我们，你一定要珍重自己啊！”我狠下心来走了出去。在临出大门前，我回过头来最后地望妈妈一眼，见她无力地倚靠在北屋客厅的门框上，悲哀地目送着我的离去。

我生离，犹如死别。

我坐进了轿车后座，在汽车开动的那一刹那，我回顾了一眼多福巷十六号小院。没想到这竟是最后的一瞥。1957年春天，我从苏联回到北京时，多福巷的这个家已不复存在。妈妈去了北大荒，小院也已被拆除，盖华侨饭店。

汽车向西郊机场驶去，我的思想仍凝滞在刚才的那番生离死别之中。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车里呈现着死一般的寂静。

在机场大楼前，我向司机老王告别，他没说话，只是叹了口气。夏更起送我进了机场大楼。西郊机场在颐和园后面，候机楼很小。候机楼前有一个平台面对跑道，送行的人可以走到平台上。当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我望见夏更起还站在平台栏杆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