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温故知幸福(1 / 1)

冯小刚温故知幸福

十年贺岁,十年风雨,冯小刚俨然成为当之无愧的贺岁王,更是中国商业电影的领军人物。Www.Pinwenba.Com 吧

他坚持真艺术,是最具平民温度的导演;他拥有真品格,是铁打的娱乐人;他保持真态度,是最敢说话的电影人。他的电影悲喜交加,让你发自内心地笑,也让你痛彻心扉地哭;他的艺术全靠“玩”,却创造了15年票房神话,成为中国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导演。

36年前,高中毕业的冯小刚进入北京军区文工团,担任美术设计,一部《编辑部的故事》,让当时身为编剧的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从此正式走上电影之路。2012年,他终于完成了19年前就梦想着要拍的电影《一九四二》,他说,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和年轻人一起认识过去、认识自己。因为温故,所以知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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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人告诉我:想做事情,想到就要去做,不要有太多的顾虑。也有人告诉我:做事情要有充分的准备,否则时机不对是做不成事情的。究竟在哪一种情况下,我应该用哪一种方法呢?

2 在现在的社会里,真的还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吗?生命和尊严,到底应该选择哪个?

3 都说现在的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可是我们现在也有许多那个年代没有的问题,比如巨大的工作压力、让人担忧的食品问题等等。到底哪一种痛苦更痛苦呢?

我为什么要拍《一九四二》

我想跟大家聊聊电影《一九四二》。关于这部电影,其实想要说的话非常多,但我想先说说为什么动了要拍《一九四二》这部电影的念头。其实这是我在当电影导演之前的一个想法。

大概是在1993年,那时候我和王朔在颐和园的小院里办了一个公司。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王朔从他的客房穿过堂屋走到我的客房,扔给我一本小说。这本小说就是刘震云写的《温故1942》。我一口气把这本小说看完了,触动非常大。这本小说描述的是1942年发生在河南的一场灾荒,当时大概有3000多万河南人向陕西逃荒,途中有300万人饿死了。但是让我非常吃惊是,在看到震云的这本小说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一场灾难。而当震云要写这个小说,去采访那些幸存的当事人的时候,大家也都说记不清了。是不是我们是一个善于忘记的民族,还是说我们这个民族遭遇的苦难实在太多了?

这部电影就仿佛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自己。打个比方,我是一个长得挺寒碜的人,因为有镜子,所以我知道我长得寒碜;倘若没有这面镜子,我可能会把自己想象得特别英俊,特别气宇轩昂。但是当照到镜子的时候,我发现事实跟想象的不一样。我会发现我的目光中有很多躲闪和贪婪的眼神,甚至我还从我的表情里头看出一丝猥琐来。我觉得尽管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会很不舒服,但是至少比我不知道这些要强一点。《一九四二》就是这么一面镜子,它照见了我们民族性里不堪的那一部分。当然,我觉得我们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里肯定是优秀的,否则的话我们也不可能走到今天。

我本人不是一个特别有责任感的人,但是刘震云的这本小说击中了我的内心,于是我跟震云说:“能不能把它拍成电影?”震云说:“不着急,再等一等。”我觉得他说不着急再等一等,并不是他不想把它拍成一电影,而是他对我还不信任,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拍过一部电影。

后来我和震云也经常见面,提起这事儿,震云总是打哈哈:“等待时机,再等待时机。”

直到2000年,在元旦和春节之间的一个晚上,震云找到我。

我俩包了饺子,喝了一顿大酒,席间他跟我说:“兄长,我今天来找你,是想把《一九四二》这孩子托付给你,让你拍成电影。”当时我真的特别兴奋。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是最有意义的事

之后,我们找了很多专家和导演一起来讨论。大伙儿都有一个共识,认为这是一本非常好的小说,但是它非常不适合改成一部电影,因为这本小说既没有故事,没有具体的人物,也没有情节。大伙儿散去之后,我跟震云蹲在我那工作室外头的树阴底下,我就问他:“怎么办?”震云问我:“你还想干不想干?”我说:“想干!”

震云跟我说:“我觉得把一个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的工作,很多人都在做;只有很少的人在做的事,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但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怎么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肯定是非常难的。在这件事上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编剧是聪明人,他知道要写这个剧本,不要走弯路,我不能绕远,不做无用功,他会排除掉一些冤枉路,并找到那条最适合的路,然后在这条路上下工夫。还有一种是编剧是笨人,用的是最笨的方法,他的路是走出来的,意思是说,他不知道哪条路是他要走的路,于是只好把每条路都走一遍。这种编剧很笨,做了很多的无用功,但是终究他是能找到正确的路的——因为他走了很多的冤枉路,他会发现,原来这条路才是他要走的。我跟震云说:“咱俩肯定是那笨的人,所以咱们得选择笨的方法。”震云说:“好,我就等你这句话。”

就这样,我们工作室一共六个人一起上路了。我们开始沿着小说的线索,河南、重庆,甚至到了埃及开罗,去看开罗会议的旧址。

经过几个月的采访、摸索,我们看到了那些蓬头垢面的灾民,看到了逃荒时的画面,看到了一个个人物以及他们的人物关系……这些都渐渐地浮现出来了。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现代人的态度和视角不重要,我们不应该把我们创作者的态度放进这部电影里,它需要的,是灾民的态度、灾民的视角。终于,整个剧本出来了。

然而,这部电影几起几落之后还是没有拍成,我光成立摄制组就成立了三次,大张旗鼓地选景、找演员。但因为剧本没有被通过,剧组只能解散。最后我开始意识到,可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或者说在我有创作精力、有这样的冲动和有这样的体力的时候,都没有机会把这本小说拍成电影了。

19年,我准备好了

这期间,我拍了很多其他的电影。在这过程中,因为想拍的东西一直没办法拍,所以我可以全心全意地走商业片的道路,也把这条道走得很通:拍了一些充分尊重观众,同时也让我自己觉得好玩、有意思、不觉得恶心的片子。这些片子让我有了很高的人气,观众们开始对我的电影有了基本的信任。

而就在我的影响力最大的时候,我在2010年又贼心不死地把《温故1942》的剧本放到案头上。此时,这部电影最终成功立项,可以拍了。

我过去一直抱怨没有机会把它拍成电影,但现在我发现,拖了这么多年才拍,其实未必是一件坏事,为什么呢?倘若1993年或1994年我就可以拍这个电影,可能就把震云的这本小说给浪费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经验,拍摄资金也可能捉襟见肘,剧本在当时肯定也很不成熟。而过了这么多年后才拍,我积累了很多导演经验,在观众中有了很高的信任度,投资人对我也有信心,资金充足。震云这么多年来对剧本反复地打磨,改了十几稿,使剧本不断地完善成熟。而且从我看到小说到拍完这电影,总共19年,这19年来,我对生活的认识也在逐步地提高。

冥冥中我有一种感觉,之所以在拍摄《一九四二》的道路上出现这么多坎坷,有这么多阻力,这么多不顺,其实是因为没准备好。

这是一个好东西,想干可以,但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电影《一九四二》是我们在中国电影向着商业大潮洪流冲过去的时候,突然独树一帜地杀了一个回马枪。

有个词叫小清新,我觉得《一九四二》是大清新,我们就是想做别人不敢做的那些事。这种尝试我认为非常值得。对于我个人来说,早就可以算是名利双收了。现在的我不仅可以享受所有这些名利带来的好处,我还敢于把这些东西押上去,去做我非常想做的那件事。

也许在《一九四二》这部电影上,我挥霍了观众这么多年来对我的信任,但是我更相信,由于《一九四二》,观众们会对我建立起更大的信任。

回望过去,感知今天的幸福

电影上映之后,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观众,尤其是年轻的观众,他们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会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他们走出电影院的时候,会突然意识到自己很幸福。

很多年轻人老是觉得自己生不逢时,自己的才华没有得到机会展示。但看完这部电影你会知道,如果你生在1942年的河南,你才真的是叫生不逢时。在今天,我想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你都不会被饿死。跟饿死相比,咱们眼前的这些挫折、这些不幸,其实都不在话下。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叫“不为五斗米折腰”,意思是说一个人特别有气节。但拍完《一九四二》之后,我有个感觉,那些“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一定是家里头有五斗米,或者十斗米,或者十担米,所以他才不会为这五斗米而向你折腰。如果他家里父母和老婆都饿着,孩子也嗷嗷待哺,弄不回这口吃的,妻儿老小全都得饿死,我就不相信他真的能不折腰。为了能活下去,为了这一斗米,什么事都能干。贫穷使人变得更加自私,目光短浅,因为他看不到远处,他只能看眼前,他所考虑的是我怎么能够活下去,怎么能够凑合活下去。

张国立说演完了这个戏,他有一个特别大的体会,就是饥饿和人的尊严的关系。在1942年,什么是尊严?尊严就是肚皮。只有今天国家变得富强一些了,你才可以讨论有没有尊严这件事。

我希望能通过看这部电影让大家了解到,能够活在今天,其实是很幸福的。

我们这部戏的故事发生在河南,戏里面有很多的河南话,演员们每天都在练河南方言,在这样的氛围里慢慢我觉得我也会说河南话了,所以在最后,我想把我们电影开始的那段旁白,试着用河南话跟大家说说。

“1942年冬到1944年春,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

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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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讲啦

冯小刚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了他和电影《一九四二》的缘分,听他在讲的时候我心里一直在想一句话,这个社会上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大家都在争做聪明人。我自己也努力当了半辈子的聪明人,那接下来的半辈子是不是可以做一点笨事情,用最笨的方法做一点自己想做、真正想呈现的事情。这世界上其实所有的好东西,都是聪明人用笨办法做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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