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幸你被改变了吗

一头灰白长发，一架黑框眼镜，一副低调外表的他，有着一颗浇不灭的电影赤子心。Www.Pinwenba.Com 吧他是身兼导演和监制的电影人：陈可幸。

从影30年，你很难将他定格，因为他始终在变。从爱情文艺片《甜蜜蜜》，到大型歌舞剧《如果爱》，再到古装大片《投名状》，陈可幸用一次次的转变，兴奋自己也感染他人。入行30年年后的今天，他带着自己的第13部作品《中国合伙人》再次闯荡电影江湖。

他说：我们改变不了世界，是世界改变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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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面对现实的压力，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妥协，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离自己坚持的东西越来越远呢？

2 如果等我人到中年才有能力去继续我的梦想，到时候会不会太晚？

3 我离开家乡在外面奋斗着，可是总想着家乡的好，我觉得我不属于这里，那么我是不是应该回去，而不是坚持留在这里呢？

无论被世界改变成怎样，都要记得守住底线

小撒开场白

网上流传着一种新的文体叫“不要逼我体”，很多人都用这个文体来造句——“不要逼我怎么样”。

这个文体的原本来自一张海报，在这张海报上，有三句话：一句是“不要逼我成功”，一句是“不要逼我有钱”，一句是“不要逼我发达”。为什么要说“不要逼我”呢？在这三句话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关于青春的故事呢？

我第一句想讲的话就是不要逼我开讲，因为对我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我先声明，我一向都是实话实说的，可能我所讲的不一定对每一个人都有用，但它是我这一辈子的原则，也帮我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我不希望不停地讲好话，因为人生不都是美好的，很多事情都很残酷、很悲哀，但是悲哀里也有快乐。我的戏里面有一句对白令我非常感动：究竟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

年轻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我一定要改变世界。当人到中年，要是你很幸运地实现了你的梦想，回头一看，会发现原来是你被世界改变了，而不是你改变了世界。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但是事实确实就是这样。因为这个世界运转了那么多年，每个文化、每个价值观都有它的轨迹，一个人是很难去改变这些的。当然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应该放弃改变，完全随波逐流，因为当我们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在心底一定有自己的坚持。

说回我自己。我和我父亲的关系很好，他给了我一个很正确的价值观，这是我最重要的财富。我父母在泰国出生，是泰国华侨，所以我出生在一个华侨家庭。20世纪50年代他们回国参加建设，在北京相识，结了婚，后来又去了香港，我是在香港出生的，糊里糊涂地成了香港人。因为不同的出身背景，我觉得自己和身边的朋友有些不一样，不管是生活习惯还是其他，我是少数派，不是主流。

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像一个怪物一样。

正是这种“非主流”的生活背景，使得我在成长的过程中特别能顺应身边的环境。说白了就是，虽然我内心其实非常有自己的主见，但我表面很圆滑，也很会附和大家的审美，像是一个很乖的孩子。我的这种性格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辈子，直到现在我都顺应着这种规则方法去做人跟做事。

说到电影，我经历了很多阶段。我很幸运，年轻时正逢香港电影黄金期，我从小工、翻译一直做到了副导演、制片，但开始时甚至买咖啡当跑腿，什么都做。当时我什么都不懂，也没有才华横溢，更不是天才，一路爬过来，也爬得很快，入行七八年后就第一次做了导演。

我觉得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是悲哀的，就我们这人生的几十年来讲，其实就是一个被世界改变的过程。作为一个电影导演，我年轻的时候，总是想着某场戏该怎么拍，有很多想法。结果有一个人在旁边说那样更好，我就垮了。因为我还没有太多经验，也没自信。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有些东西是浑然天成的，其实我们只是在执行，我们在做的时候只要相信我们的判断就好了。世界每天都可以变，什么都可以变，而只要你的价值观够坚定，这种改变其实是影响不到你的内核的。

我来到内地后，拍了很多大制作商业片。为什么要拍大片？中国电影从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开始，才给了观众一个回到电影院的概念。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把观众都请进电影院。我从小在电影院看电影，那种和几百人一起笑一起哭的感觉，是多少金钱都换不来的。

那么什么电影值得我去电影院看呢？比如说《英雄》，我就得去电影院看，因为画面大、人多，有特效、有爆破。但是如果电影场面和规模不大，我就不去电影院看。这个是我拍大片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就是，作为一个香港人，我很难去接地气，我必须得找到很好的团队、很好的内地编剧，给我很好的素材、对白，我才能拍，所以变成了我必须得拍大片。大家都会觉得我随波逐流，其实我第一部在内地拍的电影是《如果·爱》，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爱情片，它讲的不是美满的爱情，讲的是失恋。这其实跟《甜蜜蜜》是非常像的，金城武的角色和黎明的角色都是一个很单纯的男人，张曼玉的角色和周迅的角色都是比较有目的性的、比较理性、比较现实甚至比较功利的女孩。这两部电影中很多东西都一样，只是背景不一样，职业不一样，时代不一样。我拍的《甜蜜蜜》，你们觉得是文艺片，其实它是个以商业为内核的影片。我拍的《如果·爱》，大家都说又是歌舞又是大明星，又有那么多宣传那么多营销，但这不代表这部电影就商业了，就不文艺了。其实就电影的内核来讲，《甜蜜蜜》绝对比《如果·爱》商业多了，因为它讲的是好人好事，里面有大家都能认同的人物，而且宣传的价值观也是主流的。

这就是我所说的外面好像妥协了，其实内里没有妥协。所以人生不是那么确定的，并不可以简单地得出一个结论说，到底是你把世界改变了，还是你改变了世界。我真的不觉得我们能改变世界，但是我觉得我们能够在表面上改变世界。你可以世故，可以圆滑，只要你内心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你必须知道你要什么。我很幸运我从小就喜欢电影，我有一个梦想。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只要你坚持着，就能感觉到幸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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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自己，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除了不要逼我演讲之外，我最想讲的一句话是：“不要逼我做大导演。”因为做大导演是非常痛苦的，压力非常大。以前我们拍戏，只有30个人，而且都认识；当我拍《投名状》的时候，有800个人，这和我以前拍电影完全不一样。有些导演喜欢这种当大导演的感觉，我以前做副导演的时候跟过一个导演，他这么对我说：“Peter，你知道我为什么做导演吗？”他说：“你看，我一走多少人跟着我啊。”

后来我也做导演了，拍完一个镜头我一走，结果一群人跟着我，我说：“我去洗手间，你们跟着我干吗？”我非常讨厌很多人跟着我，我觉得我做个好导演就好了，完全不需要做“大”导演。但是因为整个产业现状以及观众观影的习惯，我就“被”大导演了一回。

我的人生完全不是大家看到的那么顺利，虽然从前没有试过一败涂地，而《武侠》对我来说，完全可以用一败涂地来形容，从票房到评论都非常坏。我自己对《武侠》特别满意，觉得自己突破了一个框架，但结果是一片坏的评论，当时对我打击非常大。但是我是一个挺谨慎的人，通常喜怒都不太形于色，因为我很怕我过头了，被人看到我露馅了。所以即使我很受打击，我也没有表现出来。

再加上那个时候我母亲也病重，《武侠》在北京首映的那个晚上，她进了医院。第二天我跑回去看她，取消了很多宣传，之后也一直陪着她，一个月后，母亲去世了，那时候正好是《武侠》下片的时候。虽然我有自信，而且永远会对不好的事情做好充足的打算，甚至我都把事情想得最坏了，但是尽管这样，当时我还是突然间觉得我的整个世界都毁了。尽管成年之后我想过一百遍我的亲人离开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却还是想不到原来会是这样痛苦。

母亲去世没多久，我过了我的50岁生日。我觉得我应该有个改变，所以我决定回到我比较擅长的领域来。于是，我决定拍《中国合伙人》。我学会上微博之后，有一条微博感动了我，说是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内反越战最厉害的时候，有一个老兵每天去军人的纪念碑前示威抗议，一开始有很多人在一起抗议；到20世纪70年代，已经没人抗议了，但他还是在每天晚上拿着一支蜡烛去抗议。

于是就有记者来问他：“你真的以为你拿着一支蜡烛一个人来抗议，就能改变世界吗？”他说：“我来并不是为了要改变世界，我只是希望这个世界不会改变我。”

即使身后是悬崖，也要怀揣梦想

拍摄一部电影需要投入很多资金，需要很多人去为我们这个很自我、很自私的梦想付出金钱和劳动，所以我们不能不负责任。赚钱是不是必要的呢？可以说赚钱不是必要的，但是不赔钱是必要的。

微博常常有人说票房不重要，有时候我都忍不住要回：你们说票房不重要，那我这部电影赔了，下部你还会资助我吗？

如果我不管观众，不管市场，那么我连话语权和拍摄的机会都没有。我从开始就觉得，冯小刚导演非常有文艺青年的范儿，他的电影放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算是商业片，包括他的喜剧片，都非常有人文情怀。但是因为他的电影叫座卖钱了，大家就骂他了，我觉得这是非常不正确的。一部好的电影也可以卖钱，卖钱的也不一定不好。我从来没试过做一个愤青，等我去愤怒的时候，我已经是中年了。在拍电影的时候，我做的所有事情和人生是一样的。我希望年轻人也能明白，做人，很多时候不用纠结于一些表面的东西，也别以为妥协就代表你没本事，其实不是的，妥协不是问题。

一部电影，没人看是没影响力的。我最不喜欢一些导演，当有人批评的时候，他就说我的戏不是拍给你看的。如果一部电影不是拍给观众看的，那你拍给谁看？你有多崇高，我有多低俗呢？人是平等的，别人看不懂，那是你有问题，因为你应该拍一个谁都看得懂的、谁都觉得好看的题材。但是这个世界没有一部电影会让谁都觉得好看，总有人会提出相反的意见。

来北京这么长时间了，我觉得北京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城市，但我不觉得我属于北京。相反，我常觉得香港是一个小城乡、小地方，但在香港，我们电影圈里的人都是互相认识的，都是几十年的交情。不管天王巨星还是小演员，每个演员以前都跑过龙套，大家都一起长大，关系很近。来到北京后我才明白，大家怀着野心从不同地方来到北京，竞争更激烈，但人情味也更疏远。

怀着梦想漂在北京，我是不是失败者，我是不是要回去？在《武侠》之后我有非常强烈的挫败感，那个时候我对自己说，我不如回香港，但回香港后我可能就不能再拍戏了——那就更无法挽回了。

其实，我拍的每一部电影都可能是最后一部电影。我有我的坚持，这是我从小建立的一种价值观点、一种认知；我有我的自信，我不怕改变，我不怕妥协。

小撒说

我1994年来北京上大学，到今年已经快20年了。刚才我也在想，我属于北京吗？北京属于我吗？直到现在为止，我可能都还没有办法在心里明确地给自己一个回答，因为这个问题确实太难了。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别太去纠结于“我到底是应该留下来，还是应该离开”这样的问题上，与其把时间浪费在对这个问题的纠结上，倒不如让自己踏踏实实地洗个热水澡，关上灯，上床好好睡一觉。明天早上醒过来如果你还没在火车上，那你就留下来。